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这对高校教师在政治上、专业上、教育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师为众人重，始得众人师。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该深入领会“经师”与“人师”的时代新内涵，向古人取经，向前辈学习，向榜样看齐，更要牢记嘱托，努力将自己锻造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经师”与“人师”。

深入领会“经师”与“人师”的时代新内涵

“经师”与“人师”作为对举的概念，首见于晋代袁宏《后汉纪·灵帝纪》。东汉灵帝时期（168—189），神童魏昭拜访当时的名师郭泰，表达拜师之愿，说：“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故欲以素丝之质，附近朱蓝耳。”从“盖闻”二字可知，“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应该是当时已经在社会流传的一句谚语。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魏昭求学的故事，南宋史学家胡三省注释曰：“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

针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特点，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这为我们指明了何为“经师”的大学问。

西汉扬雄《法言·学行》说：“师者，人之模范也。”而胡三省所谓“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正是从扬雄这一观点发展而来。现代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曾经指出，作为教师必须兼具两种人格，一种是经师，是教学问的；一种是人师，是教行为的。这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何为“人师”提供了科学指南。

努力培养“忧天下、有作为”的时代新青年

说到“大先生”，在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之外，三百年前也有一位被梁启超盛赞“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的大先生，那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

晚明社会有一批热衷于登坛授课讲学的经师，被称为“讲师”，而顾炎武认为，这些文人中大多数为文轻浮，空谈心性，所讲非经世之学，才导致世道沦丧。顾炎武一再提倡学者应该务求实效，默而识之，并始终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自誓，还告诫自己千万“不堕于文人”，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顾炎武的这种学术理念，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上向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讲授时，觉得讲解起来有些难度，因为不少报考中文系的学生对于“文人”这两个字还是抱着一些关于性情中人浪漫情怀的想象。这次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中“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一段时，我深感触动。我想，接下来的教学工作中，应该以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为己任，结合顾炎武关于“世运、人师、为学”的论述，将“为人师”的理念融入“为经师”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融合、修订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古代文学史思政教案。

顾炎武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这些为人为学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有许多，今后可以作为绝佳的思政材料，来讲好“有风景、有故事的思政课”，用以培养“忧天下、有作为”的时代青年。

坚定恪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时代新师德

人师，也是仁师。好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仁爱之心，完成“传道”的使命。仁爱体现在园丁日常的培育工作中，就是爱护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关注学生的知识诉求与情感需求，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总书记指出，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师范”的本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陶行知先生的一句名言。“人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教师的最高嘉许，学生尊重教师，不是因为教师的资历、头衔、职业，而是因为教师本身的行为“身正为范、得为人师”。

正如唐代方干《清源标公》诗中所说：“师为众人重，始得众人师。年到白头日，行如新戒时。”老师只有为众人所尊重，才能被众人推崇为师。一位教师，就是到了耄耋白头之日，在行为上还要像刚刚受戒的新人，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三省吾身。“人师”应该是每一位教师对自身的终身约束，是教师道德言行的自我戒律。

所谓“戒律”，在当代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一种“初心”，一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一位受人尊重的“人师”，应该也是一位时时刻刻以身作则的初心保持者、道德持守者。

（作者吴真，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7月5日第15版）

原文链接：[光明日报]吴真：师为众人重，始得众人师

（责任编辑：霍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