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下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学术讲座”，于逸夫会堂第一报告厅做了题为“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模式”的学术报告。

　　郑永年教授指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市场化改革趋向的认同与支持；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威胁论”的提出与遏制策略；九十年代末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所谓“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比较与竞争。

　　郑教授解释到，模式都是对一定时间、一定地区针对特定问题所形成的特定经验的总结。所谓“中国模式”，其实更恰当的应该称为“中国经验”。他认为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模式。

　　就政治模式而言，中国政治改革的特点是渐进的、有阶段性的、对产权的保护是政治和行政式的。同时他还谈到了基本的社会正义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规模和数量上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这些事件大多数是由于社会正义问题而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均。如果处理不好，对进一步深入的改革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关于民主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有成就的，不像西方学者讲的那样，没有进行民主化就不算是政治改革。其实，民主化改革应该是在基本的现代国家制度构建完了之后方能进行，如果现代国家制度尚未构建好就冒然进行民主化改革，则可能会带来不稳定。民主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只是选择的方式和手段可能不同；而且，民主也不是西方独有的，西方民主并不是普世的，所以实行民主并不能算作是西化，这需要解放思想。

　　就经济模式而言，中国是混合所有制模式。中国的现实中，部分产权归国家所有，部分产权归私人所有。然而，不同产权间的平等竞争是中国今后改革所面临的大问题。中国模式下出口导向与内部需求应该是有很多种模式的，比如广东模式就是出口导向性的，而江浙就是拉动内需性的，只有把这些多样化的模式都统一起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最后，郑教授谈到对中国模式的改进。他认为，中国下一步将要面临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了，更重要的是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可以消化经济改革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为未来的增长提供新的增长点，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准备，等等。

　　演讲结束后，郑永年教授与现场的同学们进行积极地互动，回答了相关问题。

　　郑永年教授是应纪宝成校长之邀来中国人民大学讲学的。会前，纪校长在贵宾室会见了郑永年教授，并将“吴玉章学术讲座”纪念杯与自己编写《中国古代治国要论》一书赠送给郑教授。宣传部部长郑水泉、国际关系学院、科研处相关领导出席本次活动。

　　附：郑永年简介：

　　郑永年：生于1962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 “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郑永年于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郑永年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著作5部、中文著作8部。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年到2006年担任过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编辑　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