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主要学术成果：《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海潮的理论与实践》、《比较行政法》等。□第一部宪法往往是一个国家宪政发展的起点，研究宪法制度必须回到历史的原点。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全民大讨论，有１．５亿人参加。
□选择这样的研究领域，很耗时间，出成果比较慢。但是“必须保证准确。”
——韩大元采访手记

韩大元曾经研究过印度宪法。他说，印度宪法历史悠久，尤其是司法审查制度非常发达。“我从未踏上那片土地。前几天我的博士生去了，也算弥补了我的遗憾。”
“宪法历史是多样化的，美国的宪法历史只是美国人社会经验的记载，它不是唯一的模式，印度有自己独特的宪法历史。”作为宪法学者，他一直关注非西方社会宪政研究，所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一书（１９９６年出版）在非西方社会宪政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韩大元是２００６年国家级教学名师，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教师。他对弟子管教严格，韩门弟子每周一次师门讨论，已成制度。“严格是一种温暖，即便读了博士，学生依然期待老师的鞭策。”很多在读、甚至已经毕业的学生都有所体会。

找到了最有价值的讨论纪要

“第一部宪法往往是一个国家宪政发展的起点，研究宪法制度必须回到历史的原点。”韩大元对宪法学者的责任有自己的理解：要为以后学习宪法的人，收集和保留国家立宪的历史资料。为此，自１９９９年起，韩大元开始寻找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史料。
“最早找到的有价值的资料，是宪法起草委员会７次讨论的纪要。”在韩大元的书房里，一行一行手抄的文字，书写在中央档案馆的稿纸上，每张稿纸都盖着中央档案馆的公章。“原件在中央档案馆，按规定不能复印，那段时间，我和学生每天过去看档案，学生们一字一句抄下来。”
从一些老教授手中，韩大元拿到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现场讨论的原始记录。他们当时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讨论现场负责记录。讨论结束后，都会重新誊写一遍，这样，诸多原始记录就留在了他们个人手里。
“这些资料透露了当时的制宪气氛，在讨论具体宪法草案条文时，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说话‘很不客气’，直接说这样的规定‘不对’，在场的毛主席很开放、很大度地表示，那我们再讨论讨论。”通过分析历史资料，韩大元得出结论：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制宪过程和内容，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０日下午３时，出席会议的１１９７名代表全票通过宪法草案。这一史实，众所周知。而鲜为人知的是，９月１９日，表决通过的前一天，宪法草案作了最后两处修改——
一个是西藏团提出的，“改革宗教和信仰”这一说法不妥，理由是人的信仰无法改革；二是有些代表提出，序言中写的“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在解放以前我国已存在过多部宪法。
毛主席紧急召集会议，吸收这两条意见，将条文相应改成：“保障信仰自由”，与“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最想找到的两份史料

韩大元最想找到的还有两样东西。一是１９５３年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原定于１９５３年制定，当年动笔拟到一半时，因自然灾害等接连发生，起草工作被迫推迟。”二是１９５４年由陈伯达起草的宪法草案。“毛主席去杭州起草宪法以前，委托陈伯达起草第一稿，到杭州后，对这一稿作了很大修改，但陈伯达这一稿（原稿）目前还没有找到。”韩大元所找到的最早的宪法草案稿是毛主席到杭州后，与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一起起草的第二稿。
“找到这两份初稿，才能知道最初的草稿参考了哪些国家的宪法。”韩大元说，“尤其是想找到陈伯达这一稿，因为由此才能分析毛主席主要作了哪些修改以及他的宪政理念。”
为了找到陈伯达的这一稿，韩大元找到了采访过陈伯达五十多次、写出《陈伯达传》的叶永烈。但是很遗憾，叶永烈回忆说，陈没有具体谈过１９５４年宪法的问题。而且，陈有一个习惯，起草中央文稿后一般不留底稿。“我下一步要和陈伯达的儿子联系。”韩大元不想放弃。
宪法起草小组回北京后，具体工作实际上主要由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承担，他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宪法草案的讨论，而且直接参加修改工作。在宪法草案每一个条文的讨论中几乎都有田家英的发言。这是韩大元从董边等编著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了解到的。
韩大元多次来到浙江省档案馆，在那里，他找到了田家英对１９５４年宪法主要条文的详细解释。那是一份浙江省机关干部参加宪法草案学习会的记录材料，干部们当场提问，田家英当场回答，有工作人员将一问一答完整记录下来。“其中甚至问到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区别，田家英回答得非常专业，这份记录，显示了他的宪法专业水平。”
董成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老教授，他透露了一个重要内容：１９５４年６月，为了给草案的条文写一个解释性的材料，经毛主席同意，田家英带着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教师和其他同志到北戴河，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拟出文稿，陆续送毛主席审阅。但是，当写到一半时，起草小组成员们认为，正式的解释权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因此向毛主席请示不再搞这个解释，得到毛主席的认可。“这个宪法解释原稿，目前也没有找到。”
“另外，还没有找全的，是毛主席在杭州两月起草宪法的历史档案，包括毛主席改过的草稿，也只保留了一部分。”韩大元在浙江省档案馆，得到了这样的答复：毛主席一行起草完毕之后，乘坐火车返回北京时，把所有的文字资料都打包带走了。

研究必须保证准确

选择这样的研究领域，很耗时间，出成果比较慢。但是“必须保证准确”。韩大元说。
不断发现的新的历史资料，随时更新着韩大元对这部宪法的认识。
在学界有这样一种普遍性认识：斯大林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把苏联的制度强加给我们，所以建议我国制定宪法。韩大元说，这是比较轻率的结论。
当时，斯大林向中国提出：共同纲领毕竟是临时性的，不经过普选产生全国人大、不通过全国人大产生宪法的话，政权缺乏正当性。他一再建议中国马上搞宪法。韩大元说，客观地讲，斯大林对中国１９５４年宪法是有贡献的。
此前，韩大元以为苏联专家参与了整个制宪过程。“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好认定。”最初，韩大元阅读了曾任董必武秘书的任建新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立宪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和苏联专家的争论。“这说明立宪过程苏联专家参与过。”
为了印证任建新的回忆，韩大元在出访俄罗斯时，询问了当时来过中国的苏联法学专家，他们说，当时只是提出一些建议。“中国是新生国家，苏联专家前来提供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像翻译文献，介绍制度，都是可能的，当时人民大学很多宪法课程就是由苏联专家讲授的，但是这些教授是否参与了立宪的具体过程，是否承担着明确的特殊使命，目前还不好下结论。”
韩大元将１９５４年宪法草案初稿与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进行对照发现，相同部分有３３条，约占总条文的３２％；相似部分有２９条，约占２８％。“重要的制度没有一项是学习苏联的，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正在推动拍摄纪录片

写一本有关１９５４年宪法制定过程的书，是韩大元多年来的愿望。在２０年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过程中，他深深感到一个国家制宪史的重要性与它的学术魅力。
２００１年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进行了为期５个多月的研究工作。当时合作研究的题目是美国宪法对东亚各国宪法的影响。在与美国、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学者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各国学者们都非常关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过程，这让韩大元在回国后，重新拟订了１９５４年宪法的研究计划，把重点放在制宪档案的整理与分析上。
“最好的结果，就是把这些资料都摆在纪念馆里面，当我们的后代想看看当初是怎么争论的时候，一查就什么都知道了。”韩大元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他们的宪法纪念馆，他们对宪法发展史文献的整理和重视，我真的很羡慕。”
韩大元建议国家设立一个纪念馆，把我国宪法发展的文献资料以最高规格收集和保管起来，“为我们的后代留下来”。
“我现在也在推动拍摄完整地记载１９５４年宪法制定过程的纪录片。”韩大元正在联系有关部门将计划付诸实践，希望在１９５４年宪法颁布５５周年（２００９年）时放映这部记载制宪历史的纪录片。
“讲中国宪法发展史时，给学生看这个片子，效果多好；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宪法制定的过程播放出来，社会成员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全民大讨论，有１．５亿人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还在讨论。这些影像资料都是有的，可它们在沉睡，没有人把它们汇集起来。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需要有这样一部片子。”（图片摄影：孟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