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既是传统社会中彰显人与自然关系的共同体，也是反映传统生产生活（农耕生活）的完整结构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具象载体，具有丰富的有关艺术乡建的生态美学基因。艺术作为振兴乡村的新路径，能够助力乡村焕新乡土文化。

艺术乡建中的中国式生态美学观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艺术是凝聚振兴力量的重要载体。”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离不开艺术的助力赋能，艺术乡建强调以美的、创造性的文艺形式，挖掘乡土特色、唤醒乡土记忆、焕新乡土文明。以艺术和美学为媒介的艺术乡建既能为乡村“上色”“增彩”，亦能为乡村创造好的“风景”与“前景”。回顾已有的乡建经验，不难发现，中国的艺术乡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体现出以以人为本、桑梓情谊和天人合一为代表的鲜明的中国式生态美学观。

乡村振兴从根本上来说，兴在人民，志在富民，一切举措应围绕以人为本的生态美学观，追求人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对人的尊重与关怀，中国传统儒家将对人的关爱——“仁爱”倾注于自然之中，认为社会的发展应始终回到对人的尊重与关怀，因循以人为本的内在规律。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农民）是乡村的主体，人的发展关系到乡村的未来，应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中国人对乡村的感怀和推行艺术乡建的初心往往与桑梓情谊有关，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反复提到“桑梓情谊”一词。此外，乡村中的诸多文化基因渊源于中国传统美学中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观，遵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等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和生态美学，体现出“顺万物自然之性而治”和“顺万物自然之性而生”的特征。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既是人为选择的显性结果，也是自然法则的隐性要求。在中国古代，农事生产活动仅由一人无法完成，需依靠多人合作，故而有了“和”与“合”的概念。但农业生产活动又与自然社会条件紧密关联，在这一前提条件下遂孕育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观。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儒家等对这一思想有过较为朴素且直观的论述，其中，道家所言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便可作为天人合一思想的滥觞。至此，以人为本、桑梓情谊和天人合一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从关注单一的人到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再至关注人与自然天地的三位一体的结构，逐渐实现从片面到全面、从具象至抽象、从浅层到深层的形神兼备的升华，反映出乡土社会以天人感应为旨归的自然哲学。

有鉴于此，推行中国式艺术乡建需在乡村景观中嵌入以人为本、桑梓情谊和天人合一理念，体现中国生态美学逻辑和内容，让乡村农民主体和远在他乡的游子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中国艺术乡建的生态美学经验

自2007年以来，我国产生了诸多优秀的艺术乡建实践项目，且这些优秀案例均体现出浓厚的中国式生态美学观。

推行艺术乡建与乡村振兴的一大难题在于让村民乐于参与其中、居住其中。如“白马花田”乡创计划始终以人（村民）为主体，邀请村民与儿童参与其中，对乡村的整体景观、部分外墙及卷帘门等做出改造，实现与村民的双向选择、双向奔赴。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大南坡村以“县域美学”为创新指引，用“美学经济”引领乡村振兴，提出了独特的“1355”乡村振兴美学路径，将一个默默无闻的北方小乡村打造成了一个集美学、艺术、文化、品牌于一体的文艺名村。创作团队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挖掘当地的物产与民艺，考虑村民的实际需求，举办“南坡讲堂”等专题活动，以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村庄景观以“不修饰、不掩盖，新与旧对比，让时间在空间里沉淀”的美学理念为设计标准，充分保留了一系列体现桑梓情谊的原有建筑风貌和布局，并在其下沉院、主院和高台院三个院落中，保留和修缮了大部分标志性的公共建筑。湖南省溆浦县北斗溪的艺术乡建实践不局限于外在符号，在尽显乡村原始风貌的前提下以艺术和美学为媒介深入挖掘原始村落的内在动力。湖南省溆浦县北斗溪四面环山、森林掩映，是古老民族——花瑶族的栖息地。诸位设计师和艺术家秉持天人合一和生态优先的原则，暂时搁置天马行空的想法，懂得克制地保留住了每一处青瓦白墙、飞檐翘角。创作团队按照“取之以度，用之以时”的标准就地取材，跑遍村庄的每个角落寻找原生的石头、石墙和许愿树，用真正属于这一方土地的原材料，构筑起了村民心中的理想家园和世人心中的桃源梦境。置身此地，鸡犬可闻、山泉可亲，这一处未经过度开发的千年古寨，凭借与天地同呼吸、与日月共休憩的古朴民风吸引了国内外无数游客到访参观。

中国的艺术乡建在乡建创新中反复突出和呼应中国式生态美学观，将以人为本、桑梓情谊、天人合一等生态美学基因深刻地烙印在乡土空间的每一寸土地上。

中国式艺术乡建的赋能发展

“中国文化的有形的根在乡村”，只有深入乡土中国，结合中国式生态美学观赋能乡村建设，才可以真正读懂乡村、读懂乡民、读懂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关注人（村民）的发展需求与人本内蕴。以家庭为单位培育乡建新“士人”，丰富艺术乡建的参与主体。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此处的发展需求包含当地村民的物质发展需求和精神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以下乡艺术家为代表的外来“士人”仅作为乡村建设的短期主力军，乡村家庭中的待业青年或其他知识分子才是未来乡建的主体。因此，需进一步强化下乡艺术家、乡村士人（村民）及其他管理人员之间的协同支持，明确多元主体的职权划分。另外，为避免产生艺术家介入和艺术创作植入后的排异反应，应在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中把握和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因不同村落的人群特点和文化特色充分考虑村民的实际需求和真切感受，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居民看得见发展、感受到关怀。

第二，应以“风土空间性”和桑梓情谊为设计基准，进一步将乡土精神回归指向空间上的景观。亲近土地、向往田园已成为现代人的精神追求，需减少对体现乡愁情结与桑梓情谊的典型空间的改造，加入有关气候、地形、景观、节事等在地化考量，加强乡村文化的空间塑造和情感联结。可创设体现乡村文化基因和风土人情的系列节事活动，满足游子的乡土文明体验和桑梓情谊的复归。艺术乡建中桑梓情谊的体现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本质要求和综合概括，应结合艺术与情感的手段加强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结，以良好的邻里关系、自然关系共话乡村艺术再生，共谋乡村文艺建设。

第三，应结合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减少对乡村资源的大范围改造。以一种人性化、绿色化、人文化的理念留住村民、留住生态、留住文明。深刻认识到原始乡村的艺术性，抛弃机械的、冗余的现代化创作手段，视原始乡村为创作母本深入挖掘、就地取材，完成作品的“去同质化”与“去雕饰化”。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观要求将由天地生成的自然资源作为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的第一要素和第一考量，视天人合一为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对于艺术乡村建设而言，天、地、人三者密不可分，人需始终秉持“物无贵贱”和“万物一体”的思想顺天行、循天理、合天德，按照自然界的基本法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

总之，中国艺术乡建具备以人为本、桑梓情谊、天人合一等生态美学基因，中国式艺术乡建应以此为发展前提和源头活水，持续挖掘彰显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观念和乡土文化基因，走中国式艺术乡建。

（作者齐悦，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亚龙，系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文化品牌传播力测评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1月22日第A05版。）

原文链接：[中国社会科学报]齐悦、刘亚龙：中国式艺术乡建的生态美学与赋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