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至23日，第二届武夷论坛在福建省南平市举办，中外学者齐聚武夷山，以“两个结合”重要论述为指引，共话文明传承与发展之道。作为一名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澳大利亚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薄国强（Roland Boer）再度受邀参加武夷论坛，对于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这一时代课题，薄国强教授有着自己的理解。
（3月22日下午，在南平市建阳区考亭书院内，薄国强教授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主题发言。建阳区融媒体中心吴大灼 摄）
《海峡通讯》：您认为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令人兴奋和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分别是什么？
薄国强：我先从最具挑战性的方面说起：语言。尽管我学习过多种语言，甚至还教授过其中一些语言，但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然而，当我开始计划一项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项目时，我很快意识到，为了能够研究一手资料，我需要掌握汉语，即阅读、书写、口语表达和理解汉语。我之所以开始这个漫长而艰辛的学习过程，原因很简单，就是想要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至于最令人兴奋的方面，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失败”了。当我刚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兴趣时，我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充满活力且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进展。而现在，这种发展正发生在中国。这么说吧：经过多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认识到它是主流的一部分。它不是支流，而是主流。这意味着什么呢？“主流”意味着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全面理解，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一直到今天。这既包括在此过程中获得的诸多深刻见解和突破，也包括对曾经犯下的错误的认识，以及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
《海峡通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薄国强：我的回答的第一部分与高等教育有关。在2004年至2005年中国的教育改革之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个二级学科。当时，马克思主义学院还不到10所，但现在已经达到2000多所。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学哲学学院的一个二级学科。然而，我注意到，自2004年至2005年的教育改革以来，哲学学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最重要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哲学学院的首要二级学科。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如果有，区别又是什么呢？一方面，有人说这两个术语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哲学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也就是主流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一个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的科学体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目前为止，我所说的这些内容并不新鲜，而且是广为人知的。然而，我还想再补充两点。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的一些主要问题给出了独特的答案，比如本体论或世界观、认识论（人如何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答案涉及到物质本体论、一种能动的反映论（认识论），其中“能动”的要素涉及人通过劳动或实践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以及需要尽可能地理解客观世界，以便使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作用。可以说，与其他类型的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世界是怎样的，以及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关注改造世界这一非常实际的任务。
此外，我想进一步阐述之前提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与支流的观点。支流否定或切断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重要部分，其中最显著的是试图忽视恩格斯的重要作用，并将马克思塑造成19世纪的一位孤立的思想家。这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常犯的问题，他们也忽视了后来的许多贡献。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前所述，主流承认并发展了如今已有180年历史的哲学传统中的所有贡献。虽然主流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它也包括后来的阐释和发展，比如辩证唯物主义（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在19世纪90年代由普列汉诺夫首次提出）、矛盾分析、实践的重要性、政治哲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这些贡献大多源自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我们在苏联以及现在的中国都能看到这一点。为什么我要强调主流呢？对于一些外国学者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甚至是一种“偏离”。但经过多年的研究，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继承了主流，又在不断为主流做出贡献。
《海峡通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用怎样的逻辑来“把握”它？世界历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情况（指两种不同文明体系的成果重新融合）？
薄国强：我的回答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翻译，第二部分是关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第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是否仅仅是一种欧洲或西方哲学。
首先是翻译问题：我们如何翻译“优秀”这个词呢？在涉及中华传统文化时，我们经常看到它被译为“fine”或“excellent”。一年多以前，我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位翻译交流时，他告诉我，他们对于如何翻译“优秀”这个词进行了很多讨论，有人建议用“fine”或“excellent”，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英文翻译中可以省略这个词，因为它在英文里是多余的，直接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中华传统文化）” 即可。然后我们讨论了“best of（最优秀的）”是否是一个更好的翻译，尽管这并不是“优秀”的字面翻译。他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它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互动。更具体地说，并非中华传统文化的所有方面——这些文化产生于中国式的封建制度——都应该或能够被接纳并进一步发展（比如儒家所倡导的和谐中蕴含的等级观念，或者男女不平等的观念）。此外，那些能够被接纳的价值观，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以及在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需要经历一个转变。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是古代“任人唯贤”的价值观，更完整地说，就是根据品德和才能来选拔人才担任重要职位。在传统语境中，这是中国式封建制度与庞大帝国必要的行政管理之间的斗争的一部分。更具体地说，这是世袭制与选贤任能制之间的斗争：应该任用贵族出身的人，还是应该任用有必要经验和技能的人呢？这里的问题是：“任人唯贤”要成为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价值观，需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德语中的“Aufhebung”，中文翻译为“扬弃”）呢？在其他地方，我曾提出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也就是说，选举或职位任命（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任命）不是基于政党之间的斗争，而是基于候选人的经验和能力。
其次，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是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后提出的。并不存在抽象的、在任何地方都普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只存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即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所说的“第一次结合”的明确表达，同时也隐含着“第二次结合”。让我们更进一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够对特定的现实或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并能够提出解决方案，指明前进的方向。无论在何处，只要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作用，我们看到的就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有人可能会问：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便将其应用于具体情况呢？在应用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难道不存在吗？难道不存在可以应用的基本原理吗？当然存在：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以来，就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接下来是逻辑的下一步：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就是从具体情况中发展而来的。这是方法论的一个核心方面。用其他一些哲学上的区分来说：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它才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并且能够进一步应用于具体情况。我们也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角度来思考，但我认为——或者希望——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了。
这就引出了我回答的第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是否仅仅是一种西方哲学，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它在欧洲文明体系中的起源紧密相连。在中国之外，我确实不时会遇到这样的观点：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西方哲学。这就是关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能给我们提供帮助的地方：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他们是德国社会、教育和文化的产物，这意味着他们最初提出的方法已经在那个背景下具体化了。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德国，因为他们深入研究了法国和英国的思想，而且第一国际的成员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各个地方，这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是欧洲的或西方的，是一种西方思想。我要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并且能够在其他背景下具体化。
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传入中国的；此外，中国早期研究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苏联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实现了具体化。（实际上，在翻译俄国哲学著作之前，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在翻译日本的相关著作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不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背景下得以实现，也在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得到了体现。正是这一现实在中国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这并不奇怪。
与此同时，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从其他背景（西欧、从日语的翻译，以及苏联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有不少早期的例子，比如中国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想想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或者早期希腊哲学通过阿拉伯世界传播，后来又传入欧洲。在中国的语境中，我想到了一千多年前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如我们所知，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最终导致了大约800年前随着新儒学的发展，儒家思想得到了复兴。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朱熹等人——虽然儒家思想是基础，但它也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元素，这种融合对整个东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交流与复兴的历史。
《海峡通讯》：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能解决哪些问题？它对解决文化霸权主义有帮助吗？
薄国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一个多百年的进程。在这段时间里，有许多取得重大进展的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名称。一方面，这些名称或描述表达的是同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们也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具体侧重点。作为这些进展阶段的例子，我们可以回顾瞿秋白、艾思奇和李达早期的工作，他们在力求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主流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还有毛泽东思想（自1945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其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及最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或者简称为“新时代”。这里的“两个结合”是新时代的明确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进程，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它取得更多重大进展。
当我试图向外国人解释“中国化”的含义时，我会说它意味着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实现本地化。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内在要求：这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至于它能解决哪些问题，我们也可以看看已经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救亡”。在我看来，在过去约50年里，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主要矛盾，改革开放总体上是一个成功的举措。关于其他问题，我可以列出一系列已经被确认并且正在努力解决的常见问题，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问题、伴随着的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转变以及生产关系需要进行调整的问题、乡村振兴的任务等等。许多人仍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所以我在这里无需赘述。
然而，我和一位同事目前正在研究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能为文明问题，或者说“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做出什么贡献呢？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有很多贡献，但我想重点关注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早期的著作中就指出，文明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他们注意到，西方文明真正兴起是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当然伴随着随之而来的所有问题）。重要的是，他们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确实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其背后的原则非常重要，恩格斯尤其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更高阶段将在全球范围内带来更高水平的文明。当然，这种情况的实现还在未来，但我们可以从中洞察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所需的条件。一个具体的例子：有时有人问我对人工智能（AI）的看法，以及人们普遍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工作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是的，它是一种全新的、高度复杂的工具，但它仍然是人类使用的工具。此外，人工智能是一系列新质生产力之一。随着这些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于2024年发布的报告称，在2019年至2023年的五年间，中国在64项先进技术研究中的57项处于领先地位——它们有可能显著改变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当然，这些新质生产力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为“共同富裕”等目标做出贡献还有待观察，但关键在于它们有可能为文明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基础。顺便说一下，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原则也适用于对古代文明的研究。在古代，伊朗、埃及、印度、南美洲，当然还有中国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当时相对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对于关于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后一个问题，我简短地回答一下。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文化霸权主义是西方的文化傲慢，尽管它正受到西方被广泛认可的多维危机（多重危机）的严重冲击。根据我之前关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基本原理）源于其不断具体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助长文化傲慢和霸权主义。由此可以推断，如果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核心地位，那么“文化自信”也不可能演变成“文化傲慢”。
《海峡通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薄国强：我的回答有四个部分：对风险的评估；持续实际分析传统文化中哪些方面应该被吸收和转化；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首先，需要持续评估“第二个结合”中涉及的风险。其中一个风险是，有些人可能会过于强调传统文化，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还有人有时会说，这两者很难结合，因为比如儒家的“和谐”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矛盾和斗争相冲突。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关键，尤其是辩证方法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特定的矛盾中，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主要方面。同时，我也认为“第二个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因为它能吸引那些可能躲进传统文化中，或者认为传统文化本身就足够的人来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其次，需要持续且深入地分析传统文化中哪些方面仍然应该被当作糟粕或封建残余而摒弃，哪些方面需要在新的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和转化。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专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能够被吸收的传统价值观并非是既定不变的。诚然，有一些被广泛认可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的价值观，但这些也需要仔细分析。同时，在我看来，在日常生活实践层面，这种结合已经在进行中了。也许我可以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是许多人的实践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仍需要努力。我们在这里需要记住，文化总是处于不断的转变和更新过程中。这就是文化的现实，想想“文化”这两个字的含义就明白了。
与此相关的是第三点，即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大多数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传统价值观相关，但有四个具有更多现代内涵：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与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1789年）和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中宣扬的价值观非常相似。但区别在哪里呢？我们需要问：这些价值观是为了谁，以及对谁有利呢？上述提到的文本表明，这些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口头上宣扬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但实际上将其限制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多梅尼科・洛苏尔多所定义的小团体“自由人共同体和它对不配享有自由的各民族的统治”范围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人实际上被排除在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之外。在社会主义背景下，这些价值观的含义显然有所不同，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经验。然而，研究它们如何与传统价值观相结合是一项重要任务。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孝”的价值观。如我们所知，“孝”这个字是“老”字下面有个“子”字。就我个人而言，我得说我很喜欢这个价值观，因为要是我的孩子们能多一些孝心那就太好了。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传统语境中，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等级关系，从亲子关系，一直延伸到社会层面乃至国家层面。在新的语境下，它该如何转变呢？从尊重那些已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一点来看，这是很明确的。但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又有怎样的联系呢？或许可以从不要忘记、不要轻视年长者，不要把他们视为无用之人，甚至是社会的负担（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太常见了）这方面来理解。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
第四，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作用。例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学者和专家在正义方面所开展的重要工作。从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来看，我注意到有一种对切实可行且涵盖全社会的措施的明显强调。然而，实践出真知，仅有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范畴内，我们或许还可以纳入诸如社群、文明等等问题，但展开来说的话就需要太多篇幅了。
人物简介：薄国强(Roland Boer)，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兼职教授，入选2023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宗教批判理论。近年来，薄国强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研究领域，出版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国人的指南》《恩格斯：社会主义治理的基础》《掌权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治理的历史和理论》，开展“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研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