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题目是《儒学的变与不变》，试图探讨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儒学何以能够成为一个经久不衰且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学术流派。
首先对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做一个基本的界定。已故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说过一句话：“国学的主干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主要围绕着李先生这两句话展开。
儒学之谓儒学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创始人是孔子，儒家之学称为儒学。正如大家所知，在孔子的时代，老子也好、稍晚一点的墨子也好，其他各家也好，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儒学之所以不同于道家、墨家等各家之学，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创始人孔子有意识地传承和发展了夏商周三代“正统”文化，也就是后来被尊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
孔子对六经做过整理，这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共识度极高的观点了，但由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努力撇清六经和孔子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还是愿意再一次引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载，梳理一下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观殷夏所损益……故《书传》《礼记》自孔氏。”这是说，孔子的时代，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考察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上记唐尧虞舜，下至秦缪公，依次编订篇次并加以解说，而成《书传》。又考察三代礼制的损益规律，加以讨论，而成《礼记》。所以“《书传》《礼记》自孔氏”。司马迁又说：“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读《论语》可知，孔子是一位音乐大师，对音乐乐理的了解、对音乐的艺术欣赏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孔子自称回到鲁国后整理订正了诗乐，使《雅》《颂》恢复到应有的乐部。由此足见孔子对音乐是下过大功夫的。司马迁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我们今天看到的305篇的《诗经》，是孔子以礼义为标准，以王道为价值取向，删繁去重，分类编次而成的。司马迁又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是讲孔子晚年研读、讲解《周易》，为《周易》做传。“晚而喜《易》”，晚到什么时候？大概是孔子68岁结束第二次周游列国的颠沛生活回到鲁国，至73岁生命结束的这五年。马王堆帛书《易传》中说，这一时期的孔子对《周易》十分着迷，“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即坐下来就展卷研思，出行便背到书包里以备阅读。孔子去世前的几年里，一直在研究这本书并给他的弟子作讲解，弟子们做了很多记录，通行本《易传》有19条“子曰”，马王堆帛书《易传》有100多条“子曰”，都是孔子解释《周易》的话，非常有特色。司马迁还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材料编定的一部书，也是孔子晚年的一部作品，有着深刻的意涵。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这些论述，使我们明白《诗》《书》《礼》《乐》《易》《春秋》均曾经过孔子的修订，并因此得以流传。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生活的时代见存的夏商周三代历史典籍，《尚书》是三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要文献汇编，《春秋》是鲁国史，《诗经》是一部诗歌集，除《鲁颂》《商颂》之外，其他多是反映各国各地民俗的诗歌，《周礼》记载了古代的典章制度，《周易》是当时的通神著作、天人之学。这几部书是先秦诸子的共同文化资源。孔子删订或讲解这几部书，开出了儒门理解的方向，构成了儒学的文本基础和基本内容。
儒学之不变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本来是夏商周三代的文献，反映了三代的史实。但经孔子删订、诠释，在儒门内部，这些“史”便具有了“经”的特质；同时孔子的诠解也开启了儒门关于“经”的学问，即经学。也就是说，就儒门内部而言，孔子整理解释六经，形成了关于六经的学问，有了经学。所以儒门的经学应该是从孔子开始的。李学勤先生就曾撰文指出，孔子对《周易》的解释，超越了他之前的“巫之易”和“史之易”，形成了自己“观其德义”的解《易》模式，开启了真正的易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才开始有了经学，这种理解似乎有些不全面，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只能算是把儒门层面的经学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经学而已。就儒门言，经学自孔子始。史家所谓“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宗师仲尼”指的大概就是这一点。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我是把“经”和“学”分开来看的。什么是“经”，学界早有讨论，无需赘述。在此我只想强调三点：其一，“经”是在某一文明中足够古老，并因此能够成为返本开新之“本”的经典；第二，“经”承载着某一文明的核心价值，并因此于开新之后于“新”中仍含其“本”；第三，“经”有足够的解释空间，并因此能够开新即融会新知。
六经足够古老，如《周易》，若从其文化资源算起，可以追溯到人文始祖伏羲。《尚书》开篇是《尧典》《舜典》，讲的是唐尧虞舜时代的事情。但仅仅古老还不够，它还必须是中华文明在文献层面的一个相对原点，因而成为原典。中国历史不论发展到什么时候，回望原点，它总是那个根儿。六经恰恰具备这样的特色。此外，六经还承载了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如奠定了古代中华文明最基本的宇宙观、社会政治观、人生观等。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些原典去开发符合时代需要的“经”之新“学”，形成新的理论形态，但这个新的理论形态并不遮蔽“经”所承载的重要价值，而是以新的方式把这个价值彰显出来，所以“开新之后仍含其本”。这就好比我们种下一粒子，开花结果，果里面仍含具有生命力的可以繁衍的籽，所谓元亨利贞，贞下起元，生生不息。最后一点，六经有足够的解释空间，并因此能够开新即融会新知，让这种文化不断往前发展。“返本”或曰“回归原典”，目的是开新，即融汇新知，形成合乎时代之需要的“经”之新“学”，如果六经没有“开新”的空间，那其价值将大打折扣，或许仅仅是文献史料而已。
由于“经”的这些特点，又由于《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儒家尊奉的经典，因此它们就构成了儒学发展中始终不变的“本”。孔子有一句著名的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什么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孔子真的只是“述而不作”吗？研究孔子的学者都知道，孔子有很多创新的思想，如关于礼、关于仁、关于仁与礼的关系等，孔子都有超越前人的认识。孔子面对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试图透过删订、诠解六经来找到答案，他没有创新，怎么可能？他没有融会新知，怎么可能？但是孔子仍把自己的工作称为“述”而不称为“作”，乃在于在他看来，他是在自觉传承三代“正统”文化，自觉传承并诠释三代典籍中所内蕴的华夏核心价值，进而为这一价值找到一个更好的理论基础。历代儒家学者也大致如此。
当然，儒学之不变，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古代儒家始终没有改变关心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弘扬仁义、推行礼乐教化的初心。纵观古代儒学发展，历史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儒学始终紧随着时代的脚步。
儒学之变
不变是相对于变而言的，儒学之变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时代性。“经”虽然没有变，但是时代在变，问题在变，这就需要儒家学者在诠释“经”的过程中，对这些时代的问题予以回应和解答。只有满足了时代的需要，才能成为时代的需要。如果儒学没有这样一个功能，仅仅是跟政治结合，那它早就被历史湮没了。比如法家，在秦代跟政治的结合比后来儒家跟政治的结合要密切得多，但法家并没有成功地流传下去，虽然它的诸多元素被后继的封建王朝统治者所吸收。在古代，儒学之所以跟历代政治相结合，因为它对时代面临的问题一直在回应，一直在透过对原典的解释来回应。时代性与现实性密切相连，所以儒学之变的第二个特点是现实性。解答时代面临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现实性。关于这一点后面我会举例说明。第三个特点是创新性，一说到儒学，多数人的第一感觉是很守旧，其实儒学的创新性是很强的。古代的儒家学者一直在突破前人的理论局限，“损”掉认为不适宜的内容，把满足现实需要的新知融合进来，解释现实问题，努力照应时代。
以西汉儒学为例。西汉去古未远，但儒学的面貌跟先秦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这样？汉武帝曾下《贤良诏》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惟）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福），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这段话的意思是，夏商周三代享有天命，符验是什么？灾异的产生，原因是什么？人的寿夭长短，情性的不同，是什么道理？武帝说他也很想像尧舜一样减少刑赋、百姓合乐、政治清明等等，怎样才能做到？汉武帝还有诸多提问，但核心点无不与“天人感应、灾异符瑞”这一主题有关。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分际，甚可畏也。”另一位大儒公孙弘说：“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他们均把皇帝诏书的内容聚焦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讲的大概就是这个主题。天人之际，就是天人感应。可以说武帝刘彻的重大理论关切与天人之际有关，儒家知识分子，或曰经学家们的回应也就主要围绕着天人感应而展开。这是汉代的新问题，先秦儒家对这个问题虽有间接涉及，但不是重点。汉代的儒家学者依据儒家经典，如董仲舒主要是依据《春秋》来融汇新知。
又如西汉孟、京新易学。孔子晚而好《易》，六传至汉初田何，这是儒门易的传承。西汉的易学博士有四家：“施氏学”“孟氏学”“梁丘学”“京氏学”，他们都出自田何的传承，各自都有《易章句》，这些《易章句》就是儒门易的面貌。因为用已有的儒门易不能很好地解释汉武帝的问题：“阴阳灾异，何由而起？”所以孟喜、京房在儒门易的基础上又融会新知，开出新说。他们的做法是一方面融摄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历法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吸收民间术数理论，形成西汉新易学——卦气说，即将《周易》的六十四卦与一年中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相对应，用以解释自然现象、预知人事吉凶。京房就曾多次上疏论说灾异，如他曾对汉元帝说：“《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京房把灾异归于当时皇帝用人不当所致。
后世对董仲舒、孟喜、京房新儒学之新，虽然历史评价不一，但是皆可归于儒学之“变”，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儒学的开放性。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就是三个字：因、损、益。
儒学的变与不变
儒学变与不变的关系用“返本开新”这一命题说，是“本”与“新”的关系。经是返本开新之“本”，学是返本开新之“新”。返本开新，返什么本？就是返回到“经”。开什么新？开时代需要之新。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解决时代新问题时需要返本？
学术的发展，总是表现出后辈研究者对此前研究者的质疑，总是给人一种印象：越是后来的学人越理解古人。我们今天解释经典的时候，解释先秦诸子的时候，总会挑清人研究的毛病、挑宋人研究的毛病、挑汉代学者研究的毛病。我们离孔子最远，结果恰恰好像我们比我们的前人更理解孔子，更理解古代经典的本意。其实古人的理解，放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只是因为清代的解释、宋人的解释、汉代人的解释，满足不了我们所处时代的需要了，所以才有“毛病”可挑。透过这些质疑，我们可以顺着历代学者的“经”之“学”回到“经”本身，重新解释“经”，在质疑中超越，然后开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学”。这是儒学发展的必经之路，是返本开新的真谛之所在。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宋儒为什么批评汉儒？何止是宋儒，从三国时期的经学家王弼就已经开始了。王弼为什么要建立一套玄学化的经学？因为两汉经学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经”之所载的核心价值建立的理论基础在王弼的时代已经垮台了、支撑不住了，所以王弼要为儒学这套价值另找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他虽然注《老子》、注《易经》，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名教与自然的问题上来。宋儒经历了佛教中国化以及道教的兴盛，他们吸收佛道的新资源，又为“经”里面的这套价值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形成理学化的经学。由此来看，古代儒学经历的历次开新，都是一种理论的创新。这就是返本与开新。返本与开新是一个双向诠释的过程，可以立足于“本”而审视“新”，可以立足于“新”来探究“本”。前者提供价值，后者增长知识，这就是儒学的变与不变。从中也不难发现，儒学的发展就是一个自我批判的过程。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更加需要强化返本开新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述“第二个结合”时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儒学研究者们也应努力走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之路。
（作者杨庆中，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5年4月19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