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1921年—1987年）是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教授”的杰出代表。王首道以“赤心写党史，妙手传群英”为胡华题词。清史学家戴逸评价说：“我所认识的胡华是一位宽容、和蔼、爱护青年的导师，是一位怀抱理想、渴望工作、坚持原则、内柔外刚的革命者，是一位才华焕发、知识渊博，作出了学科奠基性贡献的中共党史专家。”这是胡华一生从事中共党史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

“生就是奋斗，死就是休息”

胡华出生并成长于风雨如晦的旧中国，目睹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蹂躏的悲惨境遇。1938年，心怀抗日救国抱负的胡华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在战斗中度过学习生涯。1940年，年仅19岁的胡华在华北联合大学执教中国近代革命史等课程，成为华北根据地最年轻的教员。从此，他踏上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之路，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勤恳治学近半个世纪，对我国中共党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胡华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所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成为高校中共党史教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哺育了共和国几代中共党史教学科研人才”。他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帮助和引导戴逸、龚育之、彭明等学者走上治学道路。戴逸回忆说，1948年在华北大学聆听胡华讲授的中共党史课程后“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从心底为这位只有27岁的革命老师所折服”。

在治学道路上，胡华深受吴玉章、成仿吾、江隆基、何干之等革命先辈和史学先驱的熏陶。吴玉章曾任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从1948年起，胡华担任吴玉章的助手长达18年。在吴玉章的言传身教之下，胡华不仅记录了珍贵的革命史料，更被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的人生信条和“事实确实、立论公平”的治史精神深刻影响。正如胡华所说：“吴老是著名的史学家，又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的亲切指点和对党史的回忆，使我受益匪浅”，“他对中国历史和党史的热爱，更是深深地感染了我。”

“热爱自己的专业和工作”是胡华治学的根本之道。他认为：“你心爱自己的专业，眷恋着它，你才会孜孜不倦地去攻读有关的书籍，才会锲而不舍地利用一切时间去钻研，才会朝思暮想地去思考……”在他看来，扎扎实实、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是不负热爱的唯一途径。他将范文澜的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座右铭，告诫青年学子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甘心坐冷板凳。

1987年，胡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仍不忘自己热爱的党史事业，病床上依然关心《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审工作，表达“手术如能过关，则还可以继续为党做些工作”的愿望，发出“生就是奋斗，死就是休息”的震耳誓言，践行“一息尚存，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生信条。

“为杰出的先烈们树碑立传”

胡华认为，党的历史由人物的活动组成，无数革命烈士为中华崛起和人民解放奋斗终生，中共党史就是人民英雄的业绩总汇。“为杰出的先烈们树碑立传”是胡华长久以来的愿望。他在1947年就计划编写《时人介绍》展现革命领袖和英雄先烈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编写出版了《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等党史人物专著。改革开放新时期，胡华发起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并将最主要精力投入《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的编写。这部鸿篇巨制展示了600多位党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大型党史人物纪传体丛书，具有存史求真、资政育人的重要价值。

胡华将科学性、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作为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根本要求。科学性要求坚持唯物史观，处理好传主与时代、英雄与人民、个人与集体、成就与错误的关系，对前人既不苛责也不溢美，因时因地对历史人物作出如实具体的叙述和分析。准确性要求言必有据，广泛搜集人物材料并考订核对，不能听信和使用一鳞半爪、道听途说的材料。鲜明性要求抓住人物主要事迹和贡献，突出人物性格、作风、特点，不能“使人读了传记，只感到是一堆材料的堆积，或者只是某位人物的简历表”。生动性要求文字简洁通畅、明白精练，多聚焦慷慨悲歌、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对人物活动的重要情节作生动具体的描写。总之，要达到“事信言文”，即“事实可信，文字表述有文采，能够以事感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

早在1962年，胡华就提出“党史科学也是历史科学”的观点。他将党史的真实性、确切性、具体性视为教学研究的前提，重视搜集整理档案、文件、口述、回忆录等党史资料，主张通过“让史料说话”和“史论结合”，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1964年，胡华率领研究生南下调研，访问革命老人、瞻仰革命遗迹，搜集到三千万字的史料。改革开放后，胡华走访王首道、何长工、肖华等老同志，获知很多鲜活真实的情况。胡华强调科学精神，主张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歪曲历史的恶劣做法，他认为“必须严格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来讲党史”，杜绝篡改伪造历史和随风改史、因人改史的风气。

胡华从不以纯粹的学术视角看待党史研究，而是将其视为党的工作大局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治学的出发点是为了适应党和人民需要，“研究和探讨没有禁区，但写成教科书，写成文章，就不是什么都端出来，而要有选择”。这就要求党史研究和宣传首先要坚持组织纪律性，还要讲求策略，充分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影响，有步骤、有层次地对一些党史问题进行研究和公开。要秉持为党服务、教育人民的根本目的，做到立场鲜明，既不能将党史写得一帆风顺、毫无曲折，更不能将党史写成充满错误和失败的历史，要在有目的讲述失误和挫折的同时突出正面，着重展现党史的“主流、主体、主导力量的方面”。

坚持“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胡华始终将“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视为提高党史教学研究水平、发挥学科价值功能的关键所在。在他看来，坚持“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包括三层内涵。

其一，坚持理论与历史实际的联系，即“史论结合”“史论统一”。没有“论”，“史”的研究就会缺乏科学性；没有“史”，“论”就会概念化、公式化，同样不是科学。要做到“史论结合”，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说明党史的发展演变，不能“只是单纯地搜集和考订一些历史材料、堆积和叙述一些历史现象”。要将经验教训、历史规律的总结和阐释渗透到史实的演变中去，“不能弄成一些抽象的概念，使活生生的历史变成几根干巴巴的骨头”。

其二，坚持理论与党和国家现实实际的联系，即“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厚今薄古”是要树立强烈的现实关怀，从对现实的思考出发去研究党史和新中国史，“研究什么时候是胜利发展、欣欣向荣的，什么时候是困难、停滞以至倒退的？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总结规律、找出原因。”“古为今用”是要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阐明科学真理、历史规律，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指导现实行动。为此，他主张拓展党史研究天地，加强中国现代史研究。

其三，坚持理论与学生和人民思想实际的联系。他重视中共党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张适当联系学生的思想状况，“要对同学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以至思想意识，起到战斗的改造作用。”他举例说明：“比如，讲党的成立时反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可以联系同学中有无要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比如，从党成立时某些成员后来的变化，说明人必须不断改造思想，才能为人民服务；思想不改造，虽一时投机参加革命，也会半途变节或消极。”他同时强调，这种联系宜如画龙点睛、蜻蜓点水，所联系的问题也应从思想原则出发，不宜联系得具体琐碎，更不可勉强联系、穿凿附会。

胡华的治学之道是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历史遗产。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包括胡华在内的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是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作者耿化敏、刘高元，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5年4月21日第12版。）

原文链接：[北京日报]耿化敏 刘高元：“赤心写党史，妙手传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