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儒朱熹以继承圣贤道统为己任，希望通过格物致知的“下学”以实现希贤希圣的“上达”。朱熹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即探求自然、社会和人之间的规律；“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即阅读古代经典文献；“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即循序渐进地获取其中的内容精要。（朱熹《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女婿黄榦总结道：“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黄榦《朱先生行状》）综观朱熹的治学历程，始终在于读书、穷理，也就是从古代经典文献入手，探寻圣贤本意。

重编经典文本

朱熹认为：“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朱熹《答吕子约书》）宋人所见经典文献的文本，是经汉人厘定、转写的传本，并非孔子原本，会妨碍学者对于圣贤本意的探寻。于是，朱熹十分重视经典文献的文本，对其内容多有重新编排，以期呈现出符合圣贤本意的文本面貌。

先看五经类。朱熹以前通行的《周易》是王弼注本，《彖传》《象传》《文言》等传分缀于各卦爻辞之后；朱熹撰《周易本义》十二卷，采用吕祖谦所重新编定的《周易》文本，以上、下经和十翼各一卷。如此严别经传，意在恢复所谓“古《易》”的本来面目。朱熹以前通行的《诗经》是郑玄注本，《小雅》不计入六笙诗，共74篇，分为七个什；朱熹《诗集传》则计入六笙诗，共80篇，重新分为八个什，其间篇次也有所调整。“三礼”经东汉郑玄注释之后，世崇《周礼》；而朱熹认为《仪礼》是《汉书·艺文志》的《礼经》十七篇，故而以《仪礼》为经，以《礼记》及其他涉礼文献为传，撰《仪礼经传通解》。其中具体篇目，则是以家、乡、学、邦国、王朝、丧、祭为次，一改郑玄以来吉、凶、宾、军、嘉五礼的次序，以切于人伦日用。至于其中每篇的具体文本，则又多有所厘析。

再看四书类。《大学》本为《礼记》的第四十二篇；朱熹作《大学章句》，在程颢、程颐各自改正本的基础上，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还将十章传文的内容按照逻辑顺序进行了重新编定。《中庸》本为《礼记》的第三十一篇，朱熹作《中庸章句》，析全篇为三十三章，并揭示各章间的关联。汉代《论语》，有《鲁论》《齐论》和孔壁所出《古论》，郑玄就《鲁论》篇章参以《齐论》《古论》为注，行于世。朱熹《论语集注》将通行的何晏集解本有合有析，有所改动。

再看其他类。刘向编为《楚辞》十六卷，王逸增己作《九思》成十七卷，并为之作注，成为通行本。朱熹以屈原《离骚》为经，宋玉《九辩》以下为传，认为《楚辞》虽“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但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故“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朱熹《楚辞集注目录》）他以为《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诸篇“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辩证》），因而予以删去，又增补贾谊《吊屈原赋》《服赋》二篇。同时，朱熹对《楚辞》文本也有所厘析，如《九辩》所分第六、八、九三章内容就与王逸及洪兴祖注本有所不同。

重探圣贤本意

朱熹认为：“大抵读书先且虚心考其文词指意所归，然后可以要其义理之所在。”（朱熹《答或人》）“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朱熹《答石子重》）朱熹认为，汉儒虽长于训诂，但短于义理；而宋儒则长于义理，却短于训诂。因而他在注释古典经典著作时，十分注重前贤与时哲、训诂与义理的互补，折衷诸家注释，以探求圣贤本意。

朱熹注释古代经典著作，主要有本义体、集注体、通解体和章句体四种。

其一，本义体，以《周易本义》为代表。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书，言义理而又不废象数。言义理，是沿程颐一路，所说为儒家的义理，对王弼、韩康伯以老、庄玄学解《易》加以修正；不废象数即对宋儒易图之学加以修正。

其二，集注体，以《诗集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和《楚辞集注》为代表。集注，即在集诸家之注基础上，熔铸群言，以成新篇。其体例通常是先释字词，再串讲句意章旨。朱熹认为：“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朱熹兼采汉唐古注，于宋儒新注也多有所吸收。至于宋儒言义理得当处，朱熹更是大量采用。

其三，通解体，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代表。这是朱熹首创，其体例是“有《仪礼》以为之经，而诸书之不出于《仪礼》者，亦揭之以为经；低一字而书之者为之传，有注或疏，间断以已见”（方回《读朱文公礼仪经传跋》）。所谓“有注或疏”，即摘录原书的注或疏；所谓“断于己见”，是朱熹对汉唐古注需要评论、申说或补充之处加上自己的按语。按语中适当采用了张载、二程、吕大临、吕希哲等宋儒的说法。

其四，章句体，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代表。其体例是分章析句。朱熹的章句，与汉儒章句所不同：朱熹既解释字词、串讲句义，又阐发义理。解释字词、串讲句义多参考汉唐古注，阐发义理则沿程颐一路。朱熹注意揭示各章内容间的关联，以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

重建解释体系

在朱熹所构建的道统体系里，由宋代的二程直接上承孟子，其间汉唐诸儒未能传承，致使道统中断千年。朱熹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朱熹《语孟集义序》），但未能穷究义理、切己体察，掘发圣贤本意。当然，在朱熹看来，宋儒治学也有不足。他们往往言义理而忽视了训诂，所掘发之义理亦未必是圣贤本意。

朱熹重视文献的本文、本意，建立在充分关注到前贤时哲治学优点与不足的基础上。因而，朱熹重建了一个对于经典文献的解释体系，即结合切己体察，由训诂以探求义理，同时又在义理的统摄下以言训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解释的闭环，可以合汉、宋之长，以弥补各自之短。朱熹沿程颐一路，主张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只有格物才能穷理，在穷理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格物。这个解释结合了切己体察，因而又能立足社会实际，可以经世致用。

正是重新编订经典文本，重新探求圣贤本意，并进而重新建构了一个经典文献的解释体系，朱熹树立了自觉的文化担当，在传承经典文献中，完成了儒家文化的重建与发展。至南宋末，朱熹的思想学说逐渐为官方接受，并进而逐渐成为官方哲学。自此，儒家学说得以逐渐真正占据正统地位，历时近八百年；而儒家思想则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中，至今不息。

（作者陈才，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研究员。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5年5月17日第11版。）

原文链接：[光明日报]陈才：复古以开新：朱熹对经典文献的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