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儒家衰微的同时，“诸子”逢时复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被学人重新发掘出来，用以比附和对接西方先进文化，墨家思想一度得到高度重视。墨家与其他诸子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乃是宗教性相对较强的一个学派，当代墨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墨学精神、墨家道德、墨学与当代社会之关系等议题，而“墨教问题”则很少有人关注。
儒墨的相似与争鸣
儒墨在渊源上多有重叠之处，学界多认为儒出于上古的巫史，与祭祀礼仪关系密切。而墨家，《汉书·艺文志》说是出于“清庙之守”。“清庙”学界多认为是“明堂”，“清庙之守”是管理郊庙祭祀礼仪的官。《吕氏春秋·当染》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这说明墨家与巫祝的渊源。儒墨二家都推崇尧、舜、禹这些古代圣王，传承“六艺”，可以说是“同源一体”。
后来，墨家从儒家分化出来，与儒家分庭抗礼，甚至取得了后来者居上的地位。儒墨互相攻击，不但拉开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而且儒墨之争贯穿整个战国时期，“是先秦各学派中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说明墨子最初受业于儒家，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尊尊亲亲”，大讲礼乐，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靡财害事的丧葬抱有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儒墨于是成为旗鼓相当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
其实儒墨互攻之外，儒家也有对墨家的肯定。墨子劳苦功高，舍身忘己，消弭战争，孟子认为这是一种与儒家一样“士志于道”的精神。
“墨家之谓教”的三层含义
如果从宗教视角来看，儒墨都有宗教的渊源与内涵。我觉得儒家的形成主要是传承并发展了上古圣王的道德传统，春秋时代从孔子开始发生了“神文”向“人文”的转型；而墨家的形成主要传承了上古圣王的事功传统，春秋时代从墨翟开始未曾发生“神文”向“人文”的转型。所以，尽管有“儒家是教非教”的“儒教问题”，但宗教只是儒家次要的或者说附属的属性，而“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可能是墨家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特性。只是近代以来对宗教的相对消极的认识，使得学者不愿从正面看待“墨教问题”，在思想史研究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本书作者黄蕉风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围绕墨子的教主人格，墨家的宗教形态、宗教思想、宗教性质、宗教功能、宗教伦理等方面展开学术讨论，并将其称为“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他认为所谓“墨家之谓教”这一问题略有三层含义：其一，墨家是否为宗教？若是，则其为何种类型之宗教；若否，则何以历代有人以墨家为墨教？其二，若墨家诚非宗教，则其是否具有“宗教性”，或曰墨家是否是“准宗教”？其三，墨家肖似宗教之处主要体现在思想义理上，还是体现在建制组织上？他指出，“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一直以来为近代墨学发展史所遮蔽，世人在“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上多持“墨家非宗教”的观点。“墨教问题”是近代以来与“儒家是不是宗教”或曰“儒家之谓教”相类似的问题。
探究墨家思想的宗教维度
黄蕉风的问题意识源于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浪潮中对墨子学说及墨家学派的创造性诠释和建构。他认为，墨学因具有科学、民主、博爱、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与西方文明高度契合的思想资源，而重新得到时人的重视。墨学在此时担当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对接西方文化、比附西学价值的桥梁；二是取代儒学，成为“中体西用”的新范式。然而，随着研究推进，逐渐形成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高扬墨子积极救世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墨学中的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精神，一方面又贬低墨子作为宗教教主式的权威人格，将墨学中涉及宗教信仰的思想斥为封建迷信，或避而不谈。
本书分析《墨子》书中的《法仪》篇，作为墨家判断言论、事理之效能、效用的“三表法”，以及“天志”“明鬼”“非命”三论，深入探究墨家思想的宗教维度。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宗教的角度对墨家所面临的一些经典质疑给出新的回应，如反乎人情（非礼非乐、节葬节用）、陈义过高（兼爱不可能）、逻辑不自洽（尊天事鬼却又非命）等。然后运用宗教学的研究方法推测墨家的宗教形态，就墨家之特性、信仰中心、神论模式，墨子作为“教主”的人格特征，以及墨家的建制组织分别展开研讨。作者以宗教之维介入墨学研究，开创当代墨学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韩星，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5年5月23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