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认为，人口既有规模问题，也有结构问题。当前特别要关注人口结构老化问题。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的挑战，比既有认知要严重得多；放开生育控制是必然之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财新记者 林韵诗 常红晓）长期以来，公众对中国人口的数量非常敏感。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造成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均GDP低等问题。这是中国公众的主流认识。但是，人口学家提出,人口结构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近日，就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财新记者专访了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和30多年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形势已悄然改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0-14岁的人口为2.2亿，占全国人口的16.60%，比十年前“五普”下降了6.29个百分点。
顾宝昌认为，对中国当前而言，控制人口数量已不是问题，人口老化已成为首要挑战。人口既有规模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正如著名人口学家约翰•邦加茨（John Bongaarts）所言，人口结构比人口数量更为重要，更值得关注。中国也不例外。
财新记者：为什么人口结构比数量更重要，更值得重视？
顾宝昌：中国目前有13.4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人们对人口数量往往非常敏感，对人口结构的全局性影响关注较少，因此对人口结构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
人口结构可以从职业、教育、城乡、民族等角度考察，但最根本的是年龄性别结构。一个群体的人口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组成的。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社会需求（如对就学、就业、就医、住房、交通、饮食、穿着、婚姻、生育、养老等方面的需求）不同，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也不同。
人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少年、成年、老年三个时期。成年时期往往是人一生中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主要时期，少年和老年时期往往是对社会没有产出或很少产出的时期。如果一个社会的处于成年时期的人群相对较大，处于少年和老年时期的人群相对较小，这个社会承担的抚养负担将比较小，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可以较快。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期。
过去30年，一方面，中国由于建国后生育高峰的出生人群比较大，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出生人群缩小，为中国经济起飞带来了有利的人口结构。
但是，人口不是静态的，而是无时无刻都在不断变动的。庞大的年轻劳动力规模为中国经济腾飞带来了巨大赢利，但是，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社会将迎来一个庞大的老年人群。
就像“人口红利”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到来一样，“人口红利”也不会在某一天突然退去。但是，人口结构日渐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目前，“人口红利”期已迹近尾声，挑战迫在眉睫。
财新记者：是否有科学数据支持你对中国人口现状的认识？
顾宝昌：反映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最生动、最直观的方式，就是人口金字塔。在人口金字塔上，男左女右，年龄从下而上上升，整个人口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子。人口金字塔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过去，而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未来。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绘制的人口金字塔，中国人口明显呈现出底部萎缩，即20岁以下的人群大幅减少。中国的0-14岁的人口为2.2亿，只占全国人口的16.60%，比十年前的第五次普查结果下降了6.2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十年中，中国少年人口从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降为六分之一。应该说，萎缩得非常严重。
中国2010年全国人口金字塔（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与此同时，中国的老年人群不断增大。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亿，占全国人口的13.26%，比第五次普查上升了2.93个百分点。
少年人口在萎缩，老年人口在增大，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但是仔细观察人口金字塔就会发现，现在的情况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这是因为，目前30-50岁的人群仍然是金字塔上的规模最大的人群，他们将在今后10-20年变为老年人群。到那时，劳动人群将由目前的少年人群来担当，绝对数量要比现在的劳动人群少很多。
很难想象，10到20年后，这么小的劳动人群要抚养这么大的老年人群，中国社会将是怎么样的？可以预见的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平均不到二个劳动力就要抚养一个老人。而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达45岁以上。也就是说，到时候，中国人口中，有一半人将超过45岁。
在上述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下，“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人口红利的到来与消失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应当看到，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却是必然的，而且很快就会发生。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所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与此同时，应当看到，受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影响，中国各地人口的变动也很大。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流动和迁移的大潮之中。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2.6亿之巨，这就不能不在各地人口结构的变动中反映出来。
据四川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该省2010年常住人口为八千万，比十年前减少了近300万，人口减少了3.45%，居然成了一个负增长的人口。而四川全省登记的户籍人口却有近九千万。这说明，这种所谓人口“负增长”，主要并不是由于出生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上升，而是由于大量的劳动力外迁所致。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贵州等地。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广东省在2000至2010年的十年中，常住人口竟然增长了20.69%，这当然是由于这些年大量年轻劳动力从内地流入广东打工的结果。
同样，在老年人口比例方面，重庆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56%，居然高出上海市的10.12%。这当然是由于大量的重庆年轻劳动力外流，造成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升高。而上海市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不仅比重庆低，而且比十年前下降了1.34个百分点。上海市从1993年以来就一直处于户籍人口负增长，已长达近20年。为什么在全国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之时，上海的老年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道理也很简单，不是由于上海的出生人口增多了，而是由于大量的外来年轻人群填补了上海人口金字塔的“腰部”而已。
这一切表明，随着中国人口流动和迁移越来越频繁，对于各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必然变得越来越显著，而这种趋势在今后还将继续增强。
财新记者：最近，社会上对延迟退休的议论较多，你怎么看？
顾宝昌：学界关于调整退休年龄的呼吁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一直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正面响应，反而以种种理由认为“不宜考虑”。如果正视中国人口老化加剧的现实，就知道这是一件迟早要做的事。应该说，今天政府部门终于不能不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是“形势比人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接受教育的年限越来越长，开始工作的年龄也在推迟。同时，预期寿命的提高，又预示着个人养老期的延长。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就意味着人们一生中的工作时间在缩短，而被抚养期在拉长。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社会必然会因此不堪重负。
当然，由于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对退休年龄推延的反应难免不同。但从人口结构变化的总趋势看，延迟退休年龄有其必然性。这需要高层决策者和相关部门真正尊重客观规律，决策要有前瞻性；对此，公众也有一个修正既有认知、逐渐习惯老龄化现实的过程。
其实，人口结构老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压力，而且在劳动力供应、创新能力、教育规模等方面，都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中国社会转型。近年来出现的“生源荒”、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说到底都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和表现。
财新记者：“民工荒”、“生源荒”与人口老化的关系有多大？能否详细谈谈你的看法？
顾宝昌：近几年的高考报名，各地报考人数持续减少。对此，社会上出现了多种不同解释，有人说出国留学人数增多使报考人群分流，有人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使人们升学意愿减弱。但是，应该看到，最根本的原因是适龄报考人群的减少。
人口的变动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今年生的孩子少，6年后的小学生就少，12年后的中学生就少，18年后报考大学的生源就少，20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就小。前几年，诸多刚建起来的希望小学因生源不足而倒闭；这几年，连大学的招生都成了问题。这说明，中国的少年人口规模正在不断萎缩的效应在不断显现。这种情况不会到此为止，今后几年难免会更严重。
同时，近年来各地出现的“民工荒”，则是人口结构变化在劳动力问题上的反映。“民工荒”出现时，先是被解释为只是沿海地区的局部现象、金融危机造成的一时现象，后来又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报酬待遇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所致，或者说是在家乡创业的吸引力使农村青年返回老家。
应该说，这些解释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却掩盖了最根本的原因，即由于多年的低生育率造成出生人群的萎缩，而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群不断减少。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已首先表现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力的减少。这些受到最新教育、最富精力、最有创新精神的人群的减少，必然带来整个劳动力队伍的老化。
劳动群体的老化，必然带来整个社会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力的缺乏。对于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这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中国劳动力队伍的变化将是一个三部曲：第一步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第二步是整体劳动力队伍的老化，第三步是劳动力数量的萎缩。三部曲将必然地在从现在开始的今后20-30年中在我们的眼前显现。
了解人口结构的变化规律，对个人的生活安排也会有益。比如，前几年有所谓“奥运宝宝”热，今年又出现所谓的“龙宝宝”热，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龙年出生而图个吉利，当然情有可原。但是，龙年出生的龙宝宝的一生真会吉利吗？
试想，如果大家都挤在龙年生孩子，那一年的出生人群无疑会增大。同龄人群的增加对每个龙宝宝可不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她们）的一生将不得不与庞大的同龄人群竞争，从产房开始，到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到结婚生子，直到就业退休都处于竞争之中，怕是难免的。如果人们打算生育，又真的为子女着想，还是在人们不想生的年份来生为好。
财新记者：看来，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中国如何未雨绸缪，做出应对呢？
顾宝昌：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现在，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的关注越来越多。但是，把人口老龄化仅仅理解为因老年人增多造成的老年人照料、抚养、救助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人口结构的变动，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老龄化的到来。30年来，中国生育率下降得十分急促，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也十分迅速。可以预见，中国今后每年新增约1000万老年人口，老年人口超过少年人口已为期不远。
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有多严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近来，北京市民正在热议六层小高楼要不要加装电梯。因为越来越多居住在高层的老人，上下楼梯变得困难了。据官方统计，仅北京市这样的小高楼就有3万座。如果每座楼上有10位老人居住在高层，就有30万老人因为没有电梯而难以下楼。
据此对全国情况作个保守估计，如果扩大100倍，就有300万座这样的小高楼，就有3000万老人的行动受到影响。这并不涉及养老金问题，也不涉及医疗保障问题，但已经是一个严峻而不好解决的问题了。
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应对老龄化问题。这无疑是好事。但是，现实中，人们往往把人口老龄化归结为老年人增多的问题，又归结为老年抚养问题，又归结为老年救助问题，结果是把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缩小，变成了民政工作的一部分了。
但是，必须看到，人口老龄化远远不是一个照料扶养不断增加的老年人的问题，而是更为严峻而全面的挑战。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老龄化社会。实践将表明，老龄化对社会的挑战，远远比我们今天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的未来、国家的命运、家庭的幸福乃至个人的前程都事关重大。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数量，更要关注人口结构。如果我们能加强对人口结构的关注，就一定能使我们对面对的人口态势有更深刻的认识，对未来的人口趋势有更好的预见和把握。
具体到当前而言，中国人口数量或规模增长已经逐渐走到尽头，再有十年左右，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多的峰值，并逐年下降，此前担心的人口爆炸完全没有可能。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人口结构的快速老化。
记者点评
在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近年来，类似“陕西镇坪强制引产事件”等计划生育恶性事件却屡有发生。
近期，国内15位法学、人口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尽快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废止生育审批制度和社会抚养费制度。
应该说，随着中国生育率的持续快速下降，国人被灌输的“中国人口太多”的既有认知也亟待反思。对当前中国而言，人口规模或数量已不再是问题，结构老化才是大问题。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计，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放开生育控制，把生育权交给个人和家庭，正当其时。
附：顾宝昌个人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口学组成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等。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1年获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法学硕士，1983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社会学和人口学硕士，1986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和人口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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