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风本人照（《人民画报》董方摄）

1956年，吴易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宿舍自学外语

1979年5月，吴易风（三排右三）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会议，与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等人合影

1969——1972年吴易风下放在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从事采石劳动

1995年，吴易风（右一）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吴易风与博士生在办公室见面交流。（《人民画报》董方摄）

2012年3月7日周三早上5点半，80岁的吴易风在闹钟提醒下起床，搭乘最早一班校车，从位于北京西四环的世纪城时雨园来到中国人大学校园。每周三的早上8点到11点多，是这位经济学教授跟自己的博士生集体见面交流的固定时间。见面地点是他在明德楼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沙发和椅子刚好容下他的7名学生。因为记者加入旁听，吴易风立刻起身到隔壁办公室借来两张凳子，行动之快，让最靠近门坐的学生差点没跟上。这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经济理论而著称的经济学家，与学生的交流内容非常地“接地气”，他们理论联系实际，话题涉及中国机场建设、“两会”热点以及西方经济危机等。吴易风思维之敏捷、言语之利索令在座的记者全然忘了他的年龄。

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因其实很朴素

吴易风23岁到人民大学经济系读本科，之后的57年都待在这所学校。

报考这所学校的动机是：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全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基地。这也是同届同学共同的动机。同学们都是调干生，有当过工人的，有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的……吴易风则是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的一名教师。并且，人民大学在当时是在全国统一高考前单独招生。这一点，令吴易风和他的同学们感到自豪。学好马克思主义成为同学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同学都在旧社会生活过至少十几年，新旧中国对比，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都有很坚定的信念。”

57年不离开这所学校的原因，吴易风的回答首先也是：“研究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在中国经济学界，吴易风被贴的显著标签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位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个博士点的博导，给学生开出的阅读书目上必定有《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上大学的时候，吴易风投入时间最多的正是《资本论》，他觉得这个理论功底让自己受用了一辈子。但他的学生其实有些郁闷，原因是：攻读的是西方经济学，却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且是系统性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一时间，西方经济学以“西学东渐”之势占据中国学界主流地位。相比之下，再“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口饭”的人会被同行视为“落伍，或是缺乏外语和数学基础，学不懂西方经济学”，有甚者干脆提出“西方经济学应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两种范式争论日盛之际，吴易风与同事高鸿业合作编写的《西方经济学》（上下册）先在杂志上连载，然后于1988年出版。这套被学界誉为“哺育了几代中国经济学人，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仅在1988年到1998年10年间就印刷了11次，迄今修订本仍在不断印刷中。这套教材的最大特色是，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原原本本的介绍，再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以评析。它以这一全新的方式提醒读者：西方经济学，不能全盘照搬。其甄别精神在今天仍被学界所称道。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理事张敢明全面阅读过吴易风的主要著作和论文，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吴易风的信仰。“20世纪50—60年代，大家都讲马克思主义，他也讲，没什么特别的。但到今天，他依然发自内心地坚持。”张敢明认为吴易风的坚持是建立在深厚的学识上。“他可是经济学界著名的‘三通’经济学家：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通西方经济学，精通外国经济思想史。”

吴易风没有提及“信仰”这个词，而是举了个例子。比如“富士康18跳”事件发生时，有人在批评，也有人在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富士康”。经济学直接涉及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的经济利益，站在不同立场的经济学家观点会大不相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经济理论，与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是一致的。”

“劳动人民”这样一个被不少人认为已经过时的词语，从吴易风的话里蹦出来，显得既自然又严肃。吴易风认为西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生后，国际上再次出现《资本论》热有很深的原因。在学生写的《资本论》读后感中，2009级博士生张杰平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原汁原味地接触以后，我才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居然可以这么打动人，学习收获很大。”带过62个硕士和博士的吴易风对学生读《资本论》前后态度的这种变化，早就很习惯了。吴易风认为，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生能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和分析经济问题，这一点也会在他们的博士论文中体现出来。

吴易风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思考和科学分析，对错误经济观点敢于进行批评。

1995年，吴易风应邀去俄罗斯访问。当时，俄罗斯经济学界正在对苏联解体进行全面反思。回国后，吴易风写了一篇题为《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反对者批评吴易风的报告“断定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了歧途，资本主义复辟已是现实的危险”，指责他“极力给正在进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有些批判甚至都超过了学术批判的范围，直接进行人身攻击。俄罗斯一家大报当时刊载了其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有关长篇报道说：“这对看到私有化病源而不愿意类似灾难降临在自己国家的独立思考的人来说，是一个剧烈的震撼。”

那段时间，吴易风发现个别学术同行见到他，把他当作素不相识的路人。原来关系还算不错的一些学术同行，突然变成了他的批判者。

报告发表后，吴易风曾被邀请到不少大学做访俄报告。正在西北政法学院读硕士的徐则荣听了他的讲座，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98年，她报考人民大学，投入吴易风门下攻读外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的徐则荣说：“我知道当时很多人正在非议他，但我钦佩这位老师求真务实的为学态度。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老师当年的报告是颇具前瞻性的。”

2001年，在中国经济学界派别观点分歧很大的情况下，吴易风全票当选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在任会长期间，吴易风经常倡导首任会长、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总结的16字精神：“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他谦虚包容，即便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相左的人士，谈及会长都肃然起敬。

学习，与年龄无关

看到吴易风的身份：文科一级教授、博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很多人以为吴易风是博士，但他的最高学历证书就是一张大学毕业证（当时学校连学位证都没颁发）。此前的求学经历简单概括就是“私塾+乡村初级师范学校”。他很向往上正规小学、中学，但无奈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

吴易风说：“我的很多知识都是杂七杂八地凑到一块的，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比如研究西方经济学所需要的数学和英语，吴易风在这两方面就没有经过学校的严格教育和训练。

1955年留校工作后，在逐步熟悉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吴易风认识到数学是自己知识结构上最大的缺陷之一。此前他只在大学本科学过一点高等数学。在北京邮电大学教数学的夫人刘天芬成了吴易风的数学家庭教师。吴易风学数学的方式是：自学基本概念，钻研例题，然后按照夫人布置的作业，一道道做习题，再交给夫人批改，错了重做。两年多时间内，吴易风完成了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等数学课。日积月累，他的数学功底得到很多同行的认可。吴易风觉得数学方面要不是夫人的帮忙，自己就搞不了西方经济学。当年他身为学者，却像小学生一样每天坚持独立完成数学作业的故事，也一度传为校园佳话。日后，他还与夫人合作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数理经济学》。

动荡年代里，吴易风也一样坚持自学。1969年人民大学停办外迁，在江西设立“五七”干校。吴易风第一批去，最后一批回，干的是最艰苦的打石头。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宿舍，大家一躺下就开始打呼噜，一百多人的特大宿舍里就像奏起了交响乐。吴易风就在“交响乐”中每晚用手电筒坚持看书，有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英译本的《毛泽东选集》，还有《资治通鉴》。

1989年去美国访学，年已57岁的吴易风还鼓起勇气向美国学生学习英语口语。2002年，鉴于翻译上的贡献，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吴易风“资深翻译家”称号和证书。

在美国访问期间，吴易风看到美国教授已经普遍使用计算机，也萌发了回国后学计算机的念头。回来后，学院办过很多届电脑培训班，但都只通知年轻教师。60多岁的他也不好意思挤进电脑培训班，怕拖人家后腿。

但吴易风相信，没有学不了的东西，先把计算机买了再说。可是买了之后，连开机都不会。他便去逛书店，前前后后买了10本自学教材，按图索骥，从开关机开始。“记得第一次完整地打出一句话的时候，我这个老头真是高兴极了！”系里有个博士生毕业后返校，碰巧看到吴易风正在计算机上敲文章，用拼音输入法速度还不慢，惊讶之余表示佩服吴老师的自学能力。

吴易风觉得，使用电脑让晚年的自己提高了工作效率。他的最新著作是2010年出版的《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12万字都是自己在电脑上敲出来的。幸亏会用电脑，要是手写的话，他说人老了手发颤，自己都会认不清。而且“研究西方现实经济问题必须及时关注动态，要是没有互联网，像以前那样等着图书馆进口的外文新书上架，那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相关链接：[人民画报]吴易风：研究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

（编辑：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