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韩永强] 纪宝成，男，扬州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学科评议组成员。196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商学院）。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9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副部长级）。2009年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被中国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多所高等院校授予名誉博士、名誉教授称号或被聘请为兼职教授，宜昌市人民政府特邀咨询员。荣获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最具影响力30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10“中国最具魅力校长”等称号。2011年11月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主要从事市场与商品流通、商业经济、市场营销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中国商业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同时对中国国学研究、古典文化传承等方面有突出贡献。在教育改革、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和公共管理方面也颇有建树，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1月25日，纪宝成先生回到宜昌，看望他96岁高龄的岳母。记者经过我市著名诗词学家、与纪宝成先生交往深厚的姜祚正先生预约，在宜昌桃花岭饭店拜访了纪宝成先生，就本报“根在宜昌”专栏对纪先生进行采访。说明来意后，纪先生很爽朗地对记者说，我看过你们的专栏了。我虽然不是出生在宜昌，但是宜昌哺育过我成长，因此我对宜昌是有深厚感情的。纪先生还回忆起当年自己在本报（原《宜昌报》）发表过文章，说那篇文章也表达了自己对宜昌的深情。于是，我们的话题就从宜昌这块土地谈起。
从深山茶工到著名学者，生活的苦涩和泥土的芳香成就了他的理论体系
1968年3月，纪宝成从北京商学院（现更名为“北京工商大学”）毕业，来到峡江深处的宜昌县开始了人生新里程。从首都北京来到大山深处的宜昌，纪宝成没有失望。这里的街道没有北京开阔、山水没有扬州多情，但是这里淳朴的民风和原始的风景也让纪宝成心仪。
接触到工作实际，他才明白理想和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时中央要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但到了地方却基本上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砍光”了。那时候上级对下级考察的硬指标主要是粮食和生猪，所以其他“多种经济”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但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又必须从多种经济中出来。对农民怀着同情之心的纪宝成四处游说，极力主张宜昌因地制宜发展茶叶、柑橘、药材、香菇、木耳等产业。从那之后，他帮农民选择种什么、怎么种，然后又同农民一起想办法把那些东西换成钱，变成农民生活的必需品。
讲到这里，纪宝成先生拿出他刚出版的《乐斋词》，翻到255页《诉衷情·又到黄陵庙》为记者吟诵起来：“黄牛岩下峡江流，故地又重游。依稀殿内庭后，笑指迹还留……”咏诵完毕，纪先生注解说，当年在大庙殿堂里指导并同柑农一起分级包装柑橘，往事如在眼前。后来，他又来到邓村茶场“接受再教育”，当上了亦工亦农的茶场工人。说到几年的制茶工作，纪先生说那时的生活苦到什么地步呢？苦到从那时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几乎不吃南瓜。因为那时天天、顿顿只有没有油盐的南瓜吃，把人吃得怕了。
记者笑着问纪先生后悔吗？他说苦是苦，但是他很感谢从1968年3月到1978年9月在宜昌10年6个月的磨练。他说这段时光让他真切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让他懂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构成要素；让他掌握了商品流通领域的基本规律。后来，在大学任教时，他的课能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同，他的经济学著作能作为教材，他的经济学理论能被学术界尊重，应该说宜昌10年6个月的生活的苦涩和泥土的芳香，为日后的理论学说奠定了基础。说着，纪先生又翻开《乐斋词》，找到一首《浣溪沙·西陵峡石牌》咏诵起来：“……阅尽奔流东逝水，可曾等待过千帆？苍茫岁月自威顽。”
从平民布衣到政府高官，顽强的打拼和多维的思考丰富了他的从政理念
1978年9月，纪宝成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首批研究生。挥别大山深处的三峡，他再次回到首都北京，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3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开始了他人生第二个“10年”。作为大学教师的纪宝成，把他生活积累中沉淀的思考，融汇到教学实践中，很快得到学生的认可。他连续3年被学生评选为“最佳讲课教师”。1985年，在人才济济的中国人民大学，他脱颖而出，成为当时著名大学中最年轻的副教务长。1989年，45岁的纪宝成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他的学术论文也一篇接一篇地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回忆起这段经历，纪宝成先生很有自豪感。他对记者说，这10年，我协调各方的能力，统筹全局的观念得到培养，对学术文化、知识分子队伍建设等方面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我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
1991年11月，纪宝成因为在学术领域建树优异，奉调国内贸易部（最初叫商业部）任教育司司长。当时国内贸易部有13所直属高校，还有大量的成人教育、中专学校等教育机构，人、财、物都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很多人求之不得，但是纪宝成却感觉到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跨越式发展必须整合教育资源。1996年3月，纪宝成调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5个月后任计划司司长。1998年出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任教育部直属高校办公室主任。对于自己人生的第三个“10年”，纪宝成先生充满成就感。2000年9月，纪宝成先生回到了他执教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出任副部级校长，开始了他人生辉煌的第四个“10年”。
采访中，纪先生回忆了在高校扩招、高校合并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他说自己在教育部出任的几个岗位都是核心司司长的职位，因此在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中是见证者、实施者，因为是前线指挥，所以为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决策，提供了充分而翔实的调研资讯，为中国高等教育新体制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说，从基层一步步走来，养成了自己讲真话、讲实话、做实事的工作风格，也养成了自己热爱普通百姓的民生情怀。
2006年11月25日，在参加了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座谈会后，纪宝成先生填“踏莎行”明志。词曰：“荡漾春风，盈盈笑面。布衣总理平常见。忧怀天下为黎民，共商大计谋高远。 放胆辞陈，精心策献，且将报国心扉展。此时应唱大鹏歌，此时当咏天行健。”这样的辞章，不是浅吟低唱，而是一个壮怀激烈的战士的胸襟和志向。
从大山深处到繁华京城，岁月的变迁和地位的改变见证了他的本色人生
43年的岁月，会让一个人发生巨大的变化。纪宝成先生的43年更是波澜壮阔，绚烂多彩。有人把纪宝成先生工作的43年（其中有3年读研究生）划分为4个“10年”，即：基层10年；教师10年；官员10年；校长10年。采访中记者问纪先生对自己的这4个10年，是否可以分出一个“伯仲”来？纪先生笑着说，应该是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尤其对在宜昌的10年，纪先生评价甚高。他说，那时的工作难度大，生活很苦，但是我在宜昌形成了自己“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世界观。这个观念让我一辈子为之努力工作。当年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曾冒险写了很多内部简报，为农民鼓与呼；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定产量、定任务、定口粮、定化肥”的“四定”政策，既保护了农民发展经济的权益和积极性，又确保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他深情地对记者说，是宜昌这块土地，让我对中国的城乡关系、干群关系、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和深刻的了解。
采访中，纪先生列举了当年高校合并过程中，他为三峡大学的设置所做出的努力。他还回忆起曾为宜昌竞选“魅力城市”出谋划策，他还为宜昌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他说，我没有出生在宜昌，但是宜昌切切实实让我依恋，因为宜昌哺育过我成长。
记者冒昧地问纪先生，从一个平民布衣到副部级官员，自己是否产生过“飘”的感觉？纪先生坦然地告诉记者，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我都坚持着“两不”，即：不拒绝做小事，不拒绝写小文章。坚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从纪先生质朴的“两不”中，我明白了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能在他的手里重塑了辉煌；那些时尚新潮的大学生为什么那样爱戴他；那些负面新闻总是与他无关……
两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而去，记者不忍给纪先生添更多的打扰，最后问纪先生想对宜昌人民说一句什么话。他拿起笔几乎不假思索就写出了这样一行字：向哺育过我成长的宜昌人民致敬！
纪先生，你把“根”扎在宜昌，宜昌人民会永远记住你，这里是你永远的家！
（编辑：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