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轰动一时的赵作海案，已尘埃落定，但该案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乃至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依然醒目。

从古至今，司法公正一直是最引人关注的焦点话题，因为它与每个人的安全感息息相关，如果法律的天平也能任意倾斜，那么，明天谁将成为下一个赵作海？而当你成为赵作海时，你是否也能幸运地洗雪冤情呢？

赵作海案已经过去，但对赵作海案的反思不应过去。如何从根本上杜绝冤假错案的产生？如何让赵作海的悲剧不再重演？如今，这已成一道考验集体智慧的难题。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法学专家何家弘先生。

错案无法根本避免

晨报：为何冤假错案总在发生？

何家弘：从理论上看，错案不可避免。我们常说，“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但这只是个理想，是美丽的传说。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司法错案，美国也有许多错案。

晨报：美国司法错案的情况如何？

何家弘：今年2月，我到辛辛那提法学院讲学，和当地法学专家进行了沟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成立了“无辜者同盟”，这是个民间救援机构，在很多州成立了中心，主要采用DNA技术对过去的错案进行纠正。15年来共纠正了242起错案。

错判意味着两个错误

晨报：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错案呢？

何家弘：因为司法人员对案情的认识是不对等的，他们只能通过证据间接地、逆向地来了解案情。在侦查过程中，对案情的认识会有许多灰色地带，但司法裁判却是非黑即白的，要么有罪，要么无罪，必须明确，这样就很难杜绝错案。面对认识的灰色地带，司法裁判不是错判就是错放。

晨报：赵作海如果被错放，是否影响不会这么大？

何家弘：过去，办案人员遇到不肯定的情况，宁可错判也不肯错放。其实，错判的社会危害更大。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因为错判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一个错误。错放可能会放走坏人，但错判在抓了好人的同时，真正的坏人却逍遥法外。

证据认定成了“卖方市场”

晨报：我们错案的特点是什么？

何家弘：错案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我们的情况与美国不太相同，这其中有制度原因、社会原因、观念原因等，但关键问题是，我们至今仍采用刑事侦查为中心的办案模式，在诉讼过程中，侦查是最关键的环节，而非以诉讼为中心。

晨报：采用这一模式的缺陷是什么？

何家弘：以侦查为中心，则证据认定就成了“卖方市场”，公安给什么，检察院、法院只能用什么，老百姓说“公检法”，这是很智慧的说法，意味着在司法过程中，公安局是老大，检察院是老二，法院排老三。我们常开玩笑说，“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卖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当公安证据不足时，检察院仍要起诉，法院仍要判，这就给错案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此外，虽有庭审制度，但最终裁判权在审委会手中，审委会又受政法委影响。

错案多与假口供相关

晨报：赵作海案中，刑讯逼供的问题引人关注。

何家弘：这与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司法观念有关，就是太重视口供，所谓“无供不录案”，我们调查了50起与杀人有关的错案，其中47起存在着虚假口供的问题，达94%！刑讯逼供是我们发生错案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在美国的242起错案中，75%是受害人辨认错误导致的。

晨报：为什么不能更早地发现错案呢？

何家弘：错案不可避免，因此及时发现和纠正非常重要。我国针对错案的制度安排仍然不足，造成了纠错难的情况。许多错案因一些偶然事件才被发现，以赵作海案为例，如果不是赵振晌活着回来，提供了翻案的铁证，这个错案依然无法发现。所以说赵作海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纠错涉及责任追究问题，没铁证很难翻案。

国家赔偿较低

晨报：对于赵作海的赔偿是不是少了一点？

何家弘：1995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国家赔偿法》，这是个进步，此前没有国家赔偿个人的说法，第一个正式赔偿的是石东玉案，我的小说《血之罪》也谈到那个案件，赔了6万多元。整体上看，国家赔偿的标准较低，是按当地平均工资标准来赔偿，对于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政府会补贴，比如湖北佘祥林案总共赔了90多万元。今年刚修订完《国家赔偿法》，增加了精神赔偿，但尚未实施，因此赵作海案仍按原标准赔偿。

应引入陪审团

晨报：如何才能修复人们的信心？

何家弘：缺乏公信力，这不是司法一家的问题。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在司法裁判中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影响有限，应建立陪审团制度等，这有利于恢复人们的信心。

原文链接 [北京晨报] 何家弘：如何让冤案不再重演

（编辑：程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