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直属于教育部，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记者结合高等教育的热点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程天权。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科学时报》：自建校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一直是中国人文社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镇，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数十年的办学历史中，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了哪些优秀传统？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又该如何继续发扬这些优秀传统？

　　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自1937年建校之日起，毛泽东就曾题词表达他的期望和要求：实事求是。一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都坚持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办学理念。我认为，实事求是即从客观实际出发探求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既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也存在于社会科学之中，是大学精神的精髓。

　　人民大学建校几十年来，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和追求：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陕北公学诞生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烽火燃烧之时。在那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赶走侵略者、获得独立，为国家和民族的建设和发展打下基础。当时陕北公学的学生来自于全国，也有不少东南亚的华侨子弟。这些学生的家庭背景大都比较优越，他们之所以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千里迢迢赶到延安，就是来获取中国独立和解放的真理。所以，这些学生经过学习，都奋战在抗战和革命的各条战线上，有人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并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大学也在这一年正式命名。建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祖国，需要大量的人才，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国情之下，人大在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国家的实际需要，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二是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以及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作出了贡献。

　　有两个标志性事件能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一是当时国内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和研究者，全部分批抽调到人大进行深造；二是国内大学60%以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工作者，都毕业于人大。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人大的教师和毕业生最早发起有关改革基本问题的讨论，比如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直接推动改革进程的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就是毕业于人大的胡福明。

　　所以，实事求是、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是中国人民大学几十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

　　今天，中国已经在30年改革发展的基础上面临着新的时代起点，改革的持续推进还面临哪些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以后的道路又该如何走？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前，人大仍然没有停止脚步。

　　近年来，学校不仅参加国家一系列重大社会活动的相关研究——比如设立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并开展相关工作，取得不少成果。还发布一系列的报告供社会参考，推动社会进一步的发展，比如中国社科发展成果报告、中国经济发展报告等等。

　　走进新世纪，中国人民大学的基本办学理念和核心价值仍然没有过时，仍然需要始终坚持和不断发扬。

　　《科学时报》：中国人民大学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在您看来，人民满意的大学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在具体操作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在近年有何改革的举措？

　　程天权：在高等教育领域，“人民满意”的关注点在公平、公正，而“世界一流”的落脚点在教育质量。同时，教育质量也是“人民满意”和“世界一流”的共同核心。

　　对于人大来讲，办一所人民满意的好大学，首先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招生是否公平、公正？教师是否在认真地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专业设置是否符合市场需要？毕业生是否得到了就业方面的指导和教育？等等。

　　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深刻转变，面临着花钱不多，却在办大教育的严峻现实。现在，高等教育更是开始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务也很艰巨。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大要建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人大依靠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学术、教学传统和特长，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建设科学、强大的学科体系，这方面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人文社科领域共有21个学科，人民大学有7个学科排名第一。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文社科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成为研究和教学的重镇。

　　其次，大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人才，人大始终致力于培养社会的楷模和栋梁，几十年来，人大的毕业生一直是可靠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第三，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服务和智力支持，从中央到地方，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努力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具体表现为各类课题、项目的研究和实施，并提供自己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一流的国家与一流的大学相互促进，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要与国家的发展相适应。在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也在不断的探索，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科学时报》：中国人民大学一直都是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重镇，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二者的平衡方面，人大有何独特的理念和经验？

　　程天权：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中国人民大学把这项工作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我认为，教师的全部生命价值就在于培养优秀学生。

　　培养优秀的学生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大学是学生的青年时期，是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对学生的“三观”教育非常重视。通过理论学习、课堂教育、干部管理、党团活动、实践活动等途径，培养学生树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其次，学校要立足于学校的专业设置承担对学生的知识传授任务。在教学过程中，人大要求学生不仅要学到知识，对某个学科的前沿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还要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还要培养学生毕业后继续学习的习惯和能力。

　　再次，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活态度和学习方式。帮助学生养成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选择健康向上的爱好，在生活方面有着和谐美好的健康追求。

　　学术研究也是大学的重要任务，具体而言有三大内容：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当下实际问题的研究；对未来道路的展望。有人认为，学术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在学术研究方面有突出成绩的教师，也可以促进他的教学工作。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但就学术研究的意义而言，还不仅仅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在传承人类文化和引领社会思想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任务，这是人大对学术研究的深刻认识，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方面也着眼于积极承担这项历史任务，并以此为荣。

　　大学应该有崇高的地位

　　《科学时报》：最近《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二次征求意见，在高等教育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教育管理部门将淡化高校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是教育管理部门从单一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多元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是学校内部淡化行政管理的色彩。您对此是怎么看的？作为一个学校的管理者，您对此有何建议？

　　程天权：目前媒体和社会大都将关注点放在大学管理者、教师、大学本身的行政级别上，认为这是大学行政化的重要表现，这种理解是比较狭隘的。所谓“行政级别”，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对单位、个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一种描述，是单位、个人和政府之间在交流中所需。不仅是在教育部门，在经济、文化、艺术、医疗、新闻等等几乎一切其他非行政管理的社会部门，都存在这样一种描述，为何大学的“行政级别”就如此引人注目呢？

　　所谓大学行政化，当前在两方面确有问题：一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中不遵照教育规律，只是行政管理，或有该尽的行政责任不到位的倾向。国家办大学，对大学的办学方向、办学质量毫无疑问负有监督管理责任，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公立大学国家拨款应该是大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二，国家应该制定以尊重教育基本规律为前提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这些纲领性的法规和文件必须得到严格执行；第三，国家应该参与、监督大学校长的遴选；第四，国家应该监督大学的办学质量。除此之外，国家对大学管得越少越好。

　　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这四个方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管得太多、管得太死、而且管得不得当。比如说，国内有些高校的校长显然不能胜任教育工作，却调入管教育；教学评估中出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现象引来责疑：是管法不当还是学校没了诚信。此外，博士点申请，各类课题、项目申请等等工作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暗箱操作等行为，也都表现出行政化的色彩。一方面是教育管理部门管了不该管的；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权力寻租行为。

　　二是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大学里有三支队伍：教师队伍、管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三支队伍职责不同、作用不同，但是缺一不可、同等重要，都是大学的办学主体。教师队伍是核心，是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后勤人员提供物质条件保障，管理人员提供组织统筹方面的服务。大学内部的行政化问题，大多表现为管理工作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研究规律不够，有时对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理解尊重不够。比如对老师进行各类考核评价科学性不够，为老师的科研工作单纯管理多、热情服务少等等。

　　有的课题在申请时，项目书明确要求，让老师们写出将要在哪些领域，作出哪些创新和突破。这就是不尊重学术研究规律的表现，成果与创新存在于科学研究的末端，不可能完全预知。

　　在学校内部管理方面，管理人员努力学习和掌握高等教育客观规律，研究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科学化管理方法，是消除大学内部行政化的重要途径。

　　美国的大学也分类，同时教师更关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发展，学校领导和管理者更关注学校运作和整体发展。行政运作对一所大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化”是要反对的。俄罗斯最重要大学的校长是正部级，而且有法律上的支持。 大学行政化这个问题在我国有些炒作过度，对大学的改革未必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举个韩国的例子，在韩国有三所最著名的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取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统称“天空（SKY）大学”，这三所大学的校长如果要约见总统，总统必定接见，只是接见时间由总统来安排。

　　大学应该具有崇高的地位，这种地位来自于大学的根本任务：文化知识的传承；优秀人才的培养；社会思想的引领。大学应以其崇高的地位，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这就是大学应该拥有的“级别”。

大学不直接培养大师

　　《科学时报》：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在高教领域激起了很大反响，大家都在反思和探讨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程天权：目前，我国对创新的重视是无以复加的，“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社会各界的共识和期望，是指引社会前进的方向。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民族不断创新的基础。

　　我从读书到工作，都是在教育领域，对于教育培养人的重要作用，从没有质疑过。但是，我也认为，大师级的创新人才，是不能期望直接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出来的。培养大师，从来不是大学的直接使命。教育要为创新型人才提供良好的平台，但也要靠社会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和条件。

　　我认为，创新型人才的产生应该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一是个人要有比较广泛、扎实、可靠的知识结构；二是社会应努力为他的工作和学习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发展环境；三是个人对某一领域有浓厚的兴趣和执著的钻研精神，问题找得对，方法又正确，博采众长，持之以恒。

　　以学校的科研工作为例，不少高校以高额奖励作为学术创新的刺激条件，但是，“重赏之下”造就出来的未必是“勇夫”，更有可能是“莽夫”，学术与科技的创新绝不是用钱就能刺激出来的。

　　对于研究者来讲，政府、科研部门和大学首先要为他们提供比较好的生存条件，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少一些后顾之忧，能对选择的课题静下心来做研究工作。不是说成功了就给物质奖励，成功之前就理应“受苦”。对于研究，既要奖励成功，也要包容失败。所以，在各种经费安排方面，我历来主张大幅度提高“人头费”。

　　此外，高校也要为学科之间的交流提供条件，人文社科类有“头脑风暴”的提法，是指各个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通过讨论和碰撞产生新的思想和创意，理工科也是如此，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特征，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文化长盛不衰，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无限的生命力，这来自于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部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也包含着一些糟粕。弘扬传统文化一定要和时代精神和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科学时报》：大学生就业是一个老话题了，具体而言，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有何独特的理念和经验？

　　程天权：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最近三十年来社会、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距离，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国情，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要基于这个现实来考量。

　　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国内大学经历了一个由专科升本科、专业型学院办综合性大学的浪潮，产生了一个消极后果——人才培养严重偏离了市场需求。因此，目前相当数量的大学应该重新定位学校的特色和发展方向，以及人才培养的规格。应该大量增加技术岗位的对口专业，培养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培养基层管理人员。

　　大学生就业问题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根源——产业结构不合理。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着眼点在于提升高科技含量和水平，在开辟新产业的同时，关闭高耗能、低产出的产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学应该认清形势，配合国家产业调整来培养人才，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就现实困难而言，我认为可以通过对大学毕业生进行继续培训来解决，成本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责——国家和家庭出资，企业提供培训平台，让毕业生在一线工作岗位上接受继续培训。

　　此外，社会要抛弃传统的等级意识、改变观念，中国目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个行业都有广阔天地，每个工作岗位都有让大学生大展宏图的空间。因此，“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观念仍然没有过时。

　　《科学时报》 (2010-4-13 B1 大学周刊)

　　相关链接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做好自己的事　办人民满意的大学　　

　　（编辑：苗育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