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日。北风裹挟着59年一遇的大雪把整座京城沉浸在刺骨的严寒中。此时,北六环外凤凰岭脚下一个简陋的农家四合院里,5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紧张地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偶尔哈哈气、跺跺脚。毕竟堂屋里的暖气实在是少得可怜。他们就是以石嫣为首的“小毛驴”农场团队。
石嫣已记不清自己接受过多少次采访。自从去年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博士开始把自己在美国学得的先进经验应用在一个叫“小毛驴”的农场上,她就成为了媒体热衷追逐的采访对象。
过去的一年
2009年,石嫣的生活是和“小毛驴”农场连在一起的。 位于凤凰岭的“小毛驴”农场原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有机农业示范教育基地。在导师的支持下,石嫣开辟了20亩耕地作为实践“社区支持农业”(简称CSA)的实验室。
你愿意在播种之前就先付一年菜钱么?这种源于瑞士和日本的农业生产模式要求农民在每个种植季节之初,就与消费者签订一份购买协议,消费者把本年度购买农产品的钱先期支付给农民,农民则承诺不使用化肥和喷洒农药。最终,农民摆脱食品公司的盘剥收获了较多的收益,消费者吃上了生态有机种植的健康农产品,土地也因为没用化肥而涵养了地力。
在“小毛驴”农场的第一季,石嫣的客户有两类:一种叫普通份额,每周农场将刚摘下的有机蔬菜给订户送货上门,种类和数量由农场根据当季种植情况搭配;另一种叫劳动份额,客户每家在农场中租有30平方米的土地,周末他们到自己的土地上耕种,顺便摘取自己的劳动果实。
这一年,有54户北京市民成为“小毛驴”第一季的会员。石嫣和她的团队在20周内一共为他们种植并配送了15000斤新鲜的有机蔬菜,完成了合同里的份额要求。在新的一年里,面对更多市民申请加入,石嫣准备把原来的20亩耕地扩大为200亩。
被一个电话改变的人生
石嫣刚从美国归来那段时间,在中国农业大学一个博士论坛上介绍自己的浇水、施肥、开拖拉机的“留学”经历时,不少同专业的博士都表示钦佩和羡慕。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农学专业的学子们的研究学习并不需要像中学教科书里的袁隆平那样终日待在土地上。
去年暑期,石嫣参加“首都高校博士生挂职实践”去重庆江津调研时,发现同行的博士们一路上都在谈论毕业之后自己的去向,比较到底哪个职业和单位工资高、待遇好,和自己已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2006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石嫣被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读研究生。已在河北农业大学学了四年农林经济专业的她,因为“农林经济属于经管专业”的缘故,直到毕业也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村。
石嫣坦言,那时候自己对未来的想法“很主流”,毕业后要么去当公务员,要么去企业赚大钱。这也是多数学长和同窗选择的道路。但一个意外的电话,却把这条在父母朋友眼中理所当然的道路拧了一个弯。
电话是学院的周立副教授打给温铁军院长的秘书的。刚刚从美国考察“社区支持农业”回来的周教授急着向温院长汇报一个尚在意向阶段的项目──美国农业政策与贸易研究所同意接受一名愿意去当地农场蹲点半年的学生系统学习美国在CSA方面的经验。周教授犯愁的是去哪找这个真正愿意去地里浇水施肥种菜的学生。
恰巧,获得直博资格,没有论文压力的石嫣此时正代替那位请了病假的秘书在学院帮忙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性工作。保研、直博,20多年沿着一个人生轨迹在走的石嫣正有些茫然,“即将读博士的自己到底以后要做什么”。需要“好好想一想”的她立即向电话那头周老师申请了这个项目。
虽然从来没有考过托福和GRE,虽然父母对这趟可能的美国之行只是务农持保留意见,虽然美国方面一再告知“刮风下雨”也要在地里干活的艰难,这位即将26岁的文静女孩已经敏感地觉察到,“这或许是给自己一个崭新人生的机会。”
去美国插队
2008年4月,石嫣来到了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农场。温铁军把石嫣的这段美国行取名叫“洋插队”,“当年我们土插队能挺过来,我也相信她能坚持下来”。
农场的工作强度超乎石嫣的想象。每天早上八点,农场经理就会给石嫣准备一张清单,告诉她今天该做什么。只有中午十二点,农场的钟声响了,才能吃饭休息。中午一点又要匆匆开始工作,直到下午五点半。在第一周里,她学习了从温室种植到室外种植,从浇水、移植、耕地、播种到自己制作耕作用的小机械、开拖拉机。回国之后,同学们都对她会开拖拉机的技能赞叹不已。
但劳动中的苦和累,与异乡的寂寞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难熬的是第一个月,工作、睡觉、再工作、再睡觉,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让在繁华的北京生活惯了的石嫣,只能靠迎着大风在明尼苏达州广袤的平原上骑着自行车狂奔来舒缓心中的压抑和愁闷。
三四个月之后的一个周末,农场经理夫妇开车带着石嫣去周围的城镇散心。石嫣发现自己不再习惯城里人和人面对面走过也不打招呼的状态,尽管这也是自己过去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农场,不管来了什么人都是觉得特别亲热的。”在城市里的迷失感,让石嫣认为自己的性格“或许还是适合呆在土地上。”
在逐渐找到另一个自己的同时,石嫣收获了对CSA更多的理解。不再只是恢复耕地的地力和提供健康的食品,重要的是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一个社区充满活力。“这是在只需要一个人开着飞机喷洒农药的美国传统农业模式中无法实现的,因为那么大片地一两个人就够了。”她在博客里写道,“人的堕落就像物品的腐败:物品腐败了,只要埋进土里,就可以分解出干净的植物养料;人也是如此,如果堕落了,只要接近泥土,就可以成为清洁而健康的人。”
CSA的悄然兴起
回国之后是关于“小毛驴”农场的故事,这已为人所知。
扑面而来的,首先往往是质疑,CSA的有机农产品的高价格会不会让中国老百姓望而却步?中国有多少消费者能接受先付钱、还要和生产者共担风险的消费模式?如果根本就是高收入者的奢侈品,那有没有推广的必要?即使类似小农生产的CSA得到推广,会不会因为没有化肥,而影响产量……
石嫣曾担心,如果自己失败了怎么办?“面带微笑地接受一切,勇往直前地做自己想做的一切。”石嫣在博客里写道:“除了联络、种植、安排实习生,还要安排学校的事情,有几天每天都要往返于人民大学和农场之间,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已经相当于我回一趟保定的家了;有几天每天都要出去到成员家签协议、收费,为了能提前熟悉配送路线,常常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到农场,带着一身疲惫。”
幸好“小毛驴”第一季的成果,让她心里踏实了不少。54户“第一季”会员,有45户愿意续约,还有近200户的新会员申请加入。“可以把农场的200亩地全部利用起来了。”
随着在媒体上频频曝光带来的影响力,“小毛驴”俨然成了中国CSA农业模式的代表。1月8日,在“小毛驴”的倡议下,北京、河南、重庆的9家农庄结成了“市民农业CSA联盟”,相互监督和给予技术支持。
事实上,“社区支持农业”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已悄然展开实践。
34岁的青岛骨科医生胡海升在媒体上看到了关于“小毛驴”的报道,去年也在崂山脚下承包了10亩地,并取名“老黄牛”农场,准备也做一个快乐的农场主,种植无农药的绿色蔬菜,直接供给市区家庭。
“经营一个农场,前三年在经济上会艰难一些。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三五年又是极短的时间了。”在石嫣看来,CSA的推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整个食品安全状况要得到好转,没有政府政策的推动终究是不行的。”
原文链接:石嫣:乡下种菜的女博士
(编辑 陈慧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