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他们不是历史教科书，历史的痕迹早已印在他们的生活里，静静思索他们所曾经走过的日子，历史也无需专程触摸了。

对略通历史和熟悉传媒的人来说，甘惜分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0师政治教员，多次聆听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解放战争中的新华社记者，《绥蒙日报》创办者之一，经历并记录了重庆大屠杀、杨虎城将军被害等历史事件；开国年代的教授，掀开了我国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的第一页；“文革”时期由于右派问题，四年牛棚、三年干校生活中，依然手不释卷，悄悄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和平年代的思想者，至今仍在追寻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对于正在和想要更深刻地了解和触摸历史的我们来说，甘惜分这样的老者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他们不是历史教科书，历史的痕迹早已印在他们的生活里，静静思索他们所曾经走过的日子，历史也无需专程触摸了。虽然，他们的日子并不能展示某一时期的全貌，但透过这样的个体，走进历史的任务在瞬间由宏远变得亲近了。

9月22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部的甘老的住所。诺大的客厅里，十几张各式装裱的照片错落摆放或悬挂，它们的年代从1938年到现在，不乏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六七米长的书架摆放着各色书籍，一米多高的樟木盒子装的二十四史如书柜般立在客厅一侧。记者无意中扫见的，是墙上范敬宜先生赠给甘老的书法作品，“大愚惜寸君惜分”。客厅已经像足历史的“仓库”，书房里，更是之前想像的模样，除了书还是书。甘老今年94岁，虽然称自己身体有病，也在采访的间歇喝中药，却依然能够谈上三个多小时甚至不需要喝口水，聊到得意之处，眼睛是光亮的，如兴奋的孩子般，而他的记忆，可以准确地追溯到几十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甚至某时。

1938年，我去了延安

和参加过革命的许多同龄人相比，甘老早年的经历并没有太多的特殊。1916年出生于四川邻水县的甘老，自小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3岁时父母去世，大哥把他抚养长大，勉强读了小学和初中，1932年毕业后，在县城做了小学老师。那时的他十五六岁，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是个孩子，却已经目睹了国民党军阀一次次地在大街上残杀人民，或者残忍地将他们的双手犹如耶酥般钉在大木板上，而关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所见所闻，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样的生活中，甘老想参加革命了。

1935年，借着国民党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时机，甘老被派往成都受训，期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第一次近距离地开始了革命。当时，正值抗日高潮时期。

回到邻水后，这里没有革命的组织。但甘老身边大都是和他相似的进步青年和中学生们，他们时常组织读书会和宣传队。他做老师所得的收入，大部分贡献给了邹韬奋、李公朴等进步文化人士所创办的《生活》、《新生》等杂志，这些来自上海的讯息给偏远小县的年轻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和希望。

甘老的表哥早前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去了井岗山参加革命，表哥回成都的时候，写信给甘老，让甘老和他同去延安。1938年，甘老去了延安，当时的延安，在他看来，是一个比邻水更小、更穷的县城，但那里有党中央，那里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那年，他21岁。仅两个月后，他即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的时候，甘老先后去了中央军委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党中央办的马列学院接受教育，其间详细读了资本论和马恩经典著作。1939年，甘老即将回到抗日军政大学做教员的时候，贺龙将军率120师从冀中回到晋察冀边区，贺龙将军找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希望能够得到一位教员，因为当时部队里的干部大多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甘老和另一位同志被派往120师高级干部研究班做教员。研究班里，甘老所讲授的，大多是他在延安期间所读的书，以及听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同志讲话或报告的内容。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甘老去了新华社绥蒙分社工作。虽然参加抗日战争和之后的解放战争，但甘老遗憾的是，自己没有扛过枪，让他同样遗憾的是，他是那么地崇拜邹韬奋、范长江等老一辈战时新闻工作者，又是多么渴望做一位好的战地记者，但是当时他更多的工作，却不是冲在第一线，而是审查和修改记者们的稿件。1949年，中央来了调令，要从晋绥解放区抽调几十个干部到湖南益阳西南局报到，当时四川即将解放，需要组建主管财经、新闻等各领域的干部队伍，甘老跟随刘邓大军一路打进四川，解放重庆后，甘老他们代表新华社总社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央社（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后，中央社的总址即搬到了重庆的两路口），那个时候的中央社，早已人去楼空，只剩寥寥闲杂人员和桌椅板凳，更无电台等设备。在这个基础上，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成立了，主管四川、云南、西康、西藏、贵州等分社，时有几十位记者，甘老担任采编部主任。总分社的工作是收发各个分社的电报，而当时的内容，多为缴匪、土地改革和人民教育等状况，其中让甘老最记忆深刻的，是关于重庆大屠杀和杨虎城被杀。

初中学历的北大教授

1954年，甘老被调回北京的新华社总社。正值北京大学创办新闻系，北京大学的新闻系源自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师也都是原燕京大学的教师，大约20人左右，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员。但燕京大学原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司徒雷登，所有新闻系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均来自美国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创办后，北京大学向中共中央宣传部申请，希望调入有党的新闻工作经验的教师。就这样，1954年9月1日，甘老带着中宣部的介绍信去了北京大学报到。

填个人简历表的时候，甘老在“学历”项中填了“初中”。那位看着甘老填表的同志笑了，“你现在是大学教授，怎么是初中毕业？”甘老说他还上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那位同志说，那不能算是正规大学，只是训练班性质。但听说甘老又上过延安马列学院，这位同志高兴了，说，填这个吧，这是块金字招牌。从那里出来的人都是非同凡响的。

1960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合并于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反右派斗争中，甘老被列为中右范围。初夏，本应平静的校园里，开始了一场关于肃清修正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批判，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影响很大的学术批判运动。“一些年轻人在老师的讲义、文章和讲课记录中梳理扒块，找出具有修正主义思想的可疑段落。然后分类整理，一个一个地加以批判，找到谁是谁。”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年轻的学生，以坚持党性原则为口号，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把真实性扔进垃圾堆中去》。这些年轻人在甘老的教材和讲义里，找出了800条疑似，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关于“观察”。甘老在教材里写道，“新闻工作者不是文字匠，是社会活动家，是政治观察家”。这句话被解释为，“新闻工作者是革命家，怎么可以是观察家，别人在干活，你在旁边观察？”于是，观察=旁观=向群众运动泼冷水=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战……

当时，更多的争论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报纸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文汇报》问题为庶文元写的一则短文的修改稿中说了一句话：“在存在阶级区分的时候，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于是，这句话被视为报纸的定义。另一个是，无产阶级报纸和资产阶级报纸有没有继承关系。左派认为，他们是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报纸，没有继承关系，我们（无产阶级报纸）更不是他们（资产阶级报纸）的学生。这些现在看来过于荒唐的言论，在当时的舆论中是确有困惑的。甘老在学术批判会上的发言里，逐一批驳了这些观点：搬出列宁《辩证法的要素》16条的第一条“观察的客观性”，以此批驳观察等于旁观的论调；并旗帜鲜明地指出，资产阶级办报在前，无产阶级办报在后，无产阶级办报的方式方法很多都是向资产阶级学习的，当时党内第一大报《新华日报》的报头即由资产阶级报人于佑任题写，怎么可以说两者没有继承关系？并因此，引火烧身，那一年，甘老44岁。

争论持续了几个月之后，甘老上书中宣部。1961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组织了由中宣部、人民日报、教育部和人民大学党委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人民大学新闻系，清查1960年的学术批判运动。据说，甘老的信被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新闻系1960年的学术批判运动也被列为全国十大“左倾”案件。几个月的调查后，工作组决定，重开一次新闻学术讨论会，不叫批判会，只对曾经的问题重新加以论断。讨论会上，甘老做了发言。为了怕自己在讲台上不能克制，甘老先在硬纸壳上写了茶杯大小的一个“静”字放在面前，提醒自己不要激动。

在甘老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让许多人知道，这是一个固执和大胆的老头儿。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建国30周年纪念会上，大家的发言已经很自由，他更为大胆，成了新闻界第一个批评毛泽东新闻观点的人。1980年，人民大学新闻系需要4个月内写出一本新闻教材，他主动请膺，要求独立完成，理由很简单，他认为，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书不能称其为书，只能算是文集而已。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很突兀的，而现在，在图书界繁花似锦又匮乏如斯的日子里，却有了别样的深意。而他和同样经历了革命年代、“文革”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的老一辈学者王中先生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也是业内外屡屡会被提及的事情。现在的甘老，想出一本讲述新闻学原理的书，他为此策划了几十年，却总是不满意……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读人呢，太细会有过于学术和个人化之嫌，太粗，不足以看清历史的痕迹。也许，个人之于历史的意义，即在于点到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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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