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汉学大会已经召开了两届，关于汉学，令人深思的问题越来越多。

1933年，瞿秋白先生在论述鲁迅的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谈到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时说，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神强暴了东方文明的公主的结果。“战神”和“公主”的比喻折射出，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及自我的一种体验形式。西方战神的强势体现在各个方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公主的精神体验和肉体痛苦，则成为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么汉学是什么？它是战神之一翼，还是公主之帮手？

历史告诉我们，汉学的诞生有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即无论何时何地，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研究，总是不可能脱离服务于反思欧洲历史、建构欧洲文化的影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方式——这么做很正常，也很合理，因为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祖国，中国人没有必要对此愤怒不解。从脱胎于马可·波罗似的、对东方的罗曼蒂克的金色想象，到借助于文化典籍审视中国哲人的思想，再到亲历东方的精神和身体历险，在汉学的历史发展中，东方的神秘色彩不断被剥去。到今天，在学术理性的支撑下，中国已经蜕变为一个冷冰冰的研究客体。在启蒙时期曾膜拜于东方文化的欧洲人，突然有一天以胜利者的姿态傲视东方，这一傲视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理解这一点，或许可以理解在绝大多数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面对欧洲学者的那种特殊的心态——不断坚持自我差异，并在潜意识中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姿态。

或许因此，还可以理解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欧洲学者和中国学者之间的思维差异。在大会开幕式发言中，来自瑞典的著名学者罗多弼以《中西文化——差异之神话》一文，试图强调中西文化与文学研究中的普遍性特征。他认为，差异或许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建构出来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表述就是所谓的“中国特征”。而在大会最后一天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圆桌会议上，已经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声名远播的德国学者顾彬，也是试图打破学术研究中的所谓“中国方式”的思维惯性，他并不相信这一思考真的可以给中国的文学研究以质的变化。而斯洛伐克的学者高利克更是不吝自己对顾彬的支持。与此同时，欧洲在坚持对中国文化经典——历史的、戏曲的、文学的——研究整理的同时，还将其关注的视角转向了中国当下。汉学似乎在不断拓宽其学术关注的视野。

沿着顾彬的思维形式，自然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学术研究中的“中国方式”呢？这种提问的方式被时下一些学者斥为“本质主义”的思维形式，即这个世界上似乎有一个恒久不变的学术研究的“中国方式”存在着。但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形式又恰恰以各种方式延续到对“中国方式”的思考中。罗多弼的发言在会议开始的当天即成为中国学者攻击的靶子，欧洲学者试图超越差异的姿态在大会召开后不久即变成泡影。在下午的文学会议分组讨论中，中国学者都试图坚持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特殊性，“我们是不一样的！”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认为，所谓学术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其表现就是对自我的丧失，将欧美的学术研究方式不加区别和比较地拿到中国来，盲目追新，过分推崇。“文学研究应有我们的特点”！

哲学研究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再度被提出，而普遍性在特殊性的坚持下，已经如落花流水春去也！

显然，至少在文学研究的会议讨论中，本届大会的主题“跨文化交流”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了。的确，文化之所以需要“跨”，就在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但过度执著于所谓的“异”会不会也成为“跨”之障碍？同时，中国学术研究者的挑战性姿态是否也暗示出一种“汉学心态”？这一心态，恰恰来自于那位受伤公主的精神遗传，它已经内嵌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中。现在所要做的只是选择爆发的时机，而“汉学”无疑是一个不错的精神爆发点！

不知罗多弼了解这一切后会作何感想？他是否知道瞿秋白那个粗暴的比喻和这一比喻背后所隐含的特殊的文化政治？但显然，在那一刻，罗多弼已经在中国学者的潜意识中演化为一个怪异的形象——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戴瓜皮小帽，下着中式丝绸裤，温文尔雅地站在那里，一手拿着《圣经》，另一只手拿着《论语》，高唱着“跨文化”的赞歌！但中国学者似乎对他手中的中国典籍并不感冒！中国学者关注的还是他手中的那本《圣经》，并用差异性的合唱回击了他！

由此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汉学是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陷阱？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汉学是欧美国家试图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但现在，这个试图认识中国的学术领域也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成为中国学术关注的领域。它甚至成为中国文化惠及全球人民的标志性符号。这一结果本身就充满了怪异感。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教授在关于传统戏曲的发言中就指出，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研究者虽然对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并不见得就“热爱中国”。他们将个人情绪和学术研究分得很清楚。但那些来自“异邦”的蓝眼睛、大鼻子、白皮肤的各色人等，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中到处点头微笑，彬彬有礼，这给人一种特殊的亲和感。也因此汉学就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友好、合作；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在此类学术会议上，哪怕只是一个外国博士生的发言都会引起在场中国学者的关注，并激起我们对他的好感。而这才是更为有意思的一种心态。

显然，汉学，也已经成为中国想象欧美的方式。这种想象忽略了汉学研究者中那种内在的差异性。汉学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充满了内在的差异性。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注意到了吗？

原文链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09-11/07/content_20341.htm

（编辑 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