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至11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汉办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召开。“同归而殊途”、“此路亦彼路”，正像本届大会的点题语一样，大会以“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为主题，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理解。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顾彬——

中国作家缺少世界眼光

顾彬，这位在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因为大胆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而被广泛关注的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家，在这次会上不但没有成为“众矢之的”，相反凭着对中国文学持久倾注生命的热情，赢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的普遍尊重。

顾彬的观点一向不乏人们所认为的“偏激”，他之所以引起重视，不外乎他长达半个多世纪潜心的汉学研究基础，和对中国文学一直充满激情和热爱。他说他为此放弃了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至为重要的神学。

长期从事法语翻译的资深翻译家、诗人树才说，真正理解顾彬，除了他的汉学家、研究者和翻译家的身份外，一定要注意他的诗人角度——他虽然在用诗人的方式说话，但背后是几十年汉学深厚学养的支撑。

在圆桌会议上，顾彬简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他说，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从哥德时代开始，德国许多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从辛亥革命开始，鲁迅、卞之琳等中国作家也是翻译家。但此后，中国作家就不再做翻译工作了。

11月3日，在鲁迅博物馆，顾彬将自己“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的观点充分展开。在讲完自己对鲁迅的研究之后，他说，他为什么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多学外语呢？因为，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同时也应该把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他说，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通过翻译古希腊的作品提高了自己的德文，不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顾彬估计鲁迅也是通过翻译德文才找到了他以后的道路。在分析过郭沫若、戴望舒、林语堂、张爱玲等作家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当代作家最重要的问题是缺少世界主义。

奥地利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雷立柏——

中国文化是活出来的态度

参加2007年世界汉学大学的人都记得他——中国人民大学奥地利籍教授雷立柏，他懂6种语言，几乎可以为每个参会的外方代表做翻译，请记住，是同传。他懂德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古希伯来语、英语和汉语。正因为他始终忙于翻译，我们采访他的愿望在第二届汉学大会上才实现。

故事的动人之处，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他的“回归”。他20年前在台湾开始学习汉语。接触到了《老子》等古代典籍，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崇敬，后来考入北京大学，跟随汤一介先生攻读中国哲学，取得博士学位。“但是，我始终觉得和中国的古代经典存在距离。当然，和欧洲的古代经典也存在距离。没有办法，我只好双管齐下。我总觉得，我的根在古希腊，于是我又回归到了我的文化传统上。现在，我在研究古希腊文学。”

奇怪的是，“回归”之路上，他又看到了文化的一些共相。“学生们说热爱祖国，‘热爱’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古代没有这么热烈的词。其实，‘热爱’出自拉丁文，表达炽热的感情，比如，说爱情像火焰一样。这是拉丁文化在20世纪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文化的表现。再比如，前几天，我去看望一位出版社的朋友，把我的书稿送过去，她正在怀孕，说写一本书就像怀孕一样艰难。这种比喻其实就是柏拉图用过的比喻。”

他说：“在‘五四’以后，中国开始使用白话文，有很多比喻的概念和西方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不是肤浅的共通，而是深刻的沟通。在汉语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共相”大概还有城市的现代化。“1991年，我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候的北三环上有很多树，没有立交桥，自行车道很宽，自行车多，骑得很慢。现在的北三环自行车少了，树更少了，车骑得也快了。路上很多宝马车，很摩登的高楼。”他说，这是一种城市现代化的表现，是高速发展、国家富强的表现，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

在飞速变化的北三环旁边的中国人民大学，他教书6年了，“学生的外语水平越来越高，创造性提高了，与众不同。只要有好的教育，年轻一代会很强。”

但是，在学术的某些方面，却退步了。他说，现在教拉丁语，只有一本教材，但是很贵，有1100多块。词典还在用1988年的《拉汉词典》，因为年代久远，数量非常少。社会发展了，学术的某些方面反而被忽略了，特别是人文科学的东西被忽略了。

也许，拉丁语是死语言，大家觉得不必计较。“但是，中国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是今天活出来的文化态度。现代生活中活出来的每个人都要有尊严，有自由选择，有丰富的精神。”他说，“现在的孩子，让他们阅读什么，背诵什么文章？是继续背《论语》，还是其他的什么？让孩子学什么外语，英语、日语，还是拉丁语？我们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要让他们受到什么样的精神教育？教育如何改进，按照什么原则改进？”

他的一连串发问，没有答案。“这些都值得讨论。”他最后说。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索罗宁——

西方无法忽视中国学术

1985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考什么中文系，以后可能找不到工作”，但我还是对中文很感兴趣。

我最早接触的中国典籍是司马迁的《史记》，后来逐渐对汉学接触越来越多。我的研究领域是西夏出土文献研究，目前跟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机构合作很多。

我的研究领域是蛮有国际性的，中国、日本等都有人在做，因为文献都是散的、有限的，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只能埋头苦干，很难有突破。从这一点说，汉学研究道路是曲折的，但我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最近几年，中国在汉学方面研究很多，得到了巨大发展，新出的书和杂志多得不得了，看不完。不光是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提高。以前在学术方面，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不太会做，但是现在不同了，发表文章的格式和质量都不输给西方了；以前西方人做研究，觉得自己做就行了，中国的东西不用管，但是现在西方人做研究，觉得必须依靠中国人的研究成果，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有很多人谈中国的“国学热”现象，我觉得，一种东西太热了，不见得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一个领域有5个人做，其中没有一个好的，这个领域就完蛋了。现在这个领域热了，可能有500个人去做了，其中肯定会有些比较好的，这样就会有贡献了，有发展了。

比利时鲁汶大学戴卡琳——

中国文化自信越来越强

1979年，我在鲁汶大学汉学系读书，同时攻读哲学。毕业后在台湾呆了半年，学汉语和中国哲学。后来我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读中国哲学，我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很喜欢《论语》、《庄子》、《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很丰富，比如说“气”这个概念、关于养生的主张、对政治和语言重要性的了解，在中国文化中都是历史悠久的。

我现在的研究领域有两个，一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现在主要研究《墨子》，比如墨子对汉代有什么影响等；二是中国近代思想，比如怎么解释胡适等人的思想。我们国家的公众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知道得不多。他们对古代中国有好感，但对当代中国有所批评。

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但是现在正在走回到关注自己的传统这条路上。未来，所有文化国家一起向前走，应一起跨文化交流。

我想，在未来，中国会更多研究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自信会越来越强。汤一介说，有位西方哲学家先去研究中国文化，然后从中国文化回到对自己国家文化的研究。这位西方哲学家说，他想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没有经过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不会达到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这种了解。

中国文化研究也是这样，经由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来认识自己的文化，这样一个迂回到进入，迂回到回归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杨富雷——

分享中国的经验

我从小对中国感兴趣，小时候正赶上中国“文革”期间，在书中看到毛主席、红卫兵、人民公社等，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中国不仅有这种政治文化，也有古代的文明。所以，我上大学时选择学汉语，觉得汉语有很多文化因素，包含哲学、宗教等各种流派的思想。

大学时，《论语》、《中庸》、《孟子》是我们必读的书，我对《中庸》特别感兴趣。我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当代宗教问题，将来会涉及中国传统思想对宗教问题的反映。比如在《中庸》中找到对人生问题的思考，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现在，瑞典有非常多的人想学汉语。上世纪90年代，我上中文系的时候，全班只有十几个学生。现在，每年录取100多个学生。一部分人学汉语是为了经商，一部分人是想当汉学家。瑞典国民对汉学并不太感兴趣，但他们知道孔子，知道我们国家有个孔子学院，只是不知道儒家思想的内容。他们对中国的饮食文化、音乐文化、服装文化都很感兴趣。

经济全球化强烈地影响着对不同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往。身份认同问题是这个影响的一种结果，也是中国和欧洲的共同挑战之一，应该说是一个“多元认同”的问题。

要达成真正的理解，我们不仅要做“西方人”或者“中国人”，还要做人，要更深地研究双方的语言和文化。在欧洲的大学，有关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中文系或亚洲研究所进行，这是欧洲汉学界面临的问题。如何分享中国的经验？在中国如何进行有关西方的研究和教学？我们要在怎样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作为汉学家和中国的西方专家，我们应该修改双方对他者的独占形象，增进相互了解并建立更深的友谊。

斯洛伐克科学院研究员高利克——

中国人现在写书太多了

高利克先生1956年发表第一篇文章，是纪念鲁迅诞辰的。“我喜欢鲁迅，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把中外传统集于一身。当然，他也有错误的地方，比如他反对孔子、批判儒家，除此之外，也有另外的错误。我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最喜欢他的《野草》。”

高利克先生认同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提倡相互理解。“但你不能说，你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好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好的。”

现在，中国发展迅速。“在中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发展。”高利克先生说，“近20年至30年中，社会科学进步是很大的，可是也有个问题，那些人写书、写文章太多了，每个副教授都想被提为教授，就要多写一点。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总是一个问题。比如，我现在咳嗽了，去找医生，医生说，多吃药、多喝水、多休息。这些他不应该告诉我，因为我知道这些。”

先生笑着说：“出版图书多是国家发达的一种标志。不过，很多书没有人愿意看。如果能少写一些书、文章，会写得更好。”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

喜欢中国文化没商量

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先生，刚开始是学习日语的，当他接触到中国语言和文化时，他放弃了其他选择。这种选择和放弃并没有理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你不能理解，是吗？”鲁惟一先生笑着问。“别人会说，研究中国文化，是为了和自己的文化作比较，但我不是。”他特有的淡定和从容，又出现在脸上。

鲁惟一先生似乎没有“故事”。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很艰苦，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学习中国文化是一种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鲁惟一先生用汉语说，“你知道这句《论语》中的话吗？”选择了，而不放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1947年，他曾经在中国呆过6个月，学习中国语言。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当然，他看到了贫穷、饥饿。现在，欧洲人认为，中国将在经济上领导世界。“我到商店里去，几乎所有的电视都是‘中国制造’。”鲁惟一先生笑着说。

鲁惟一先生说，自己对现代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他最感兴趣的是秦朝和汉朝，《剑桥中国秦汉史》、《汉代行政记录》，让他享誉历史学界。秦汉开始形成政府系统，后面的朝代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汉代，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不是帝王，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不认为帝王做了很多事，很多时候是大臣们在做。”高级官吏制定政策，让其他人遵守。但是，他们并不去具体执行，具体执行的，是那些低级官吏。

原文链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09-11/07/content_20339.htm

（编辑 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