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上午，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会议室召开。作为大会的最后一场会议，“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的主题以及中外专家学者的观点交锋，吸引了与会专家学者和校内外师生及媒体的关注，现场座无虚席，争论激烈。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家新教授、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顾彬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特约嘉宾有：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杜博妮教授、德国科隆大学司马涛教授、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考门斯基大学冯铁教授、香港岭南大学梁秉钧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等。学者们就主题分三组进行发言。

　　第一组发言里，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提出了中国学者应当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文化的观点。他认为海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应当体会中国的国情，但又不可过度中国化。就目前中国存在的文学焦躁症的问题，洪子诚教授认为，应当对20世纪文学进行反思与整理，对前辈作家的成功与失败应当有中性的态度。

　　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汉学是否是殖民扩展的产物？现代文学脱离了传统的观点是否成立？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用等等。针对陶东风教授提出的问题，与会的嘉宾和听众就现代文学是否脱离传统展开了激烈讨论。

　　顾彬教授对洪子诚教授提出的中国学者应当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文化的观点表示质疑。他说，布莱希特受老子的影响很深，《道德经》让他完全改变了他的文笔和思路。顾彬认为，没有《道德经》的影响，就没有德国现代心理小说。他认为，西方汉学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是分不开的，应该用互换的方式来研究彼此的文化。

　　第二组发言里，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提出，目前中国很多作家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汉学家的暗示与影响，导致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很重要，而目前中国文学界缺少认同别人批评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应当在批评中坚强起来。

　　英国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杜博妮发言说，当代文学研究界教条主义的态度过强，这也导致她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转向翻译研究界，她呼吁更多学者重视翻译。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发言认为，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诠释和批评与中国文学家不同，误读是必然的，应当容许这种差异的存在，这种差异是有价值的。他强调，应尊重包括顾彬在内的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批评。

　　第三组发言里，香港岭南大学梁秉钧教授指出，在现当代文学界，海内与海外的评价标准不同，因此要加强汉学内外交流。例如，上世纪50年代香港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讨论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学的意见。此外，汉学中翻译是重要问题，它与创作、文化接受、比较文学等密切联系。

　　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认为，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互动的新空间打开后，应当允许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同时注意保持二者的差异性。他强调了中国立场的问题，并将中国文学六十年的发展概括成开创、转折、困境、拓路四个关键词。

　　肖鹰教授就应当由谁来为中国文学的六十年定位等问题与陈晓明教授展开激烈辩论，他认为，中国文学不一定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才能定位。怎样走出“困境”，首先要走出文化上的“万里长城”。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最后发言，肯定了翻译的重要性，认为翻译是双向互动的。希望汉学家把中国文学作品作为文本学分析方法介绍到国外。

　　顾彬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重申，只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会有问题。针对此前媒体有关报道，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没有文学”，我只是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有问题。

　　（编辑：张利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