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据我所知，这是您第三次参加世界汉学大会，请问您将在这届大会上为我们带来哪些您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是一些您比较感兴趣的研究点呢？

黎：首先，我要讨论的是我们是否应给汉学“正名”的问题，就是用“汉学”这两个字是否正确。基本上现在研究的“汉学”不是汉学，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研究的是整个中国，所以就应该叫“中国学”，而“汉学”可能会被以为是“汉朝的学问”。在英文中，sino这个词本来就有“中国”的意思，它是从印度梵语的cinah演变过来的，本身就是“秦”，所以它在外国人看来不容易产生误会，而是我们的翻译出了问题。第二，我认为“汉学”即“中国学”的研究应以中国为主体，所有的题目都应该围绕着中国来讨论，目标就是怎样让中国的东西给世界一个新的理解、认识，甚至能够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学问。我们要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找出一套既符合中国传统又能发展到未来的学术脉络。这种脉络，你可以用西方的思想来诠释，但却不能以西方的思想为主体。第三，很多西方研究汉学的人不懂中文，但我觉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很好的翻译本。因为你不能期望全世界都懂中文，即使不懂中文他们也可以借着翻译本了解中国。举个例子，全世界有多少人懂希腊文、拉丁文呢？但《圣经》翻译得那么好，可以放在全球每一个国家，借由翻译本弘扬它那个宗教的意义和价值。这才是我们今天要面对和讨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要加强翻译，对翻译不能有一丝懈怠。翻译最糟糕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易经”，他们把它翻成为“change”，但“易经”不只有变化的意思，它有三个意思，“不易、变易、简易”，翻成“book of changes”就像话了吗？我们也不能直接用“易经”这个词，因为那样人家也不懂。如果海峡两岸学者真的有心，我们应该组织一个联盟，不只是翻译，而且还有具体的行动的展现。

记：您是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受过完整的天主教哲学的训练，同时也在研究西洋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比如荀子、朱熹等。那您觉得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共性在哪里？它们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

黎：先说区别。西方哲学比较系统化，这正是中国哲学所缺乏。因为没有系统化所以很多研究成果都只呈现在个人。其离世后，后来人创发的可能性就很小，只是一种“因袭”。但西方哲学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康德，很多后来人对他们进行批判。我们中国的哲学很少有批判精神，多半是学生承受了老师的教导，谨守着不敢有任何的变动，如此这样，一种“格局”就出不来。借着批判，可以看到很多新路可以走，发展出新系统，这就是进步。至于共性，有人说的“东方出圣人焉，西方出圣人焉，此心同此理。”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方法不同，达到的程度不同。有人问，中国传统的哲学中有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很多人都在批评儒家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帝王服务，这明显是从汉朝开始的。在这中间有没有民主思想，不少人会提到“民本”，也就是孟子的思想。但孟子思想不是民主。因为民主不是“以人民为主”，“民本”的思想里有君王，君王要关心人民。但“民主”和“自由”这两个词，“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是基本人权。所以政府是让人民生活在一种民主制度之下，而且要保障人民的自由。

记：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非常深入，但现代有一些中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没有哲学的，也就是在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黎：这个可能有不同的定义吧。如果你要从西方定义的哲学来看，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一套的哲学理论的架构。但如果从哲学的内涵来看，因为哲学的内涵是“追求智慧”，那中国哲学全部都有。这是不同的解释，中国的思想是非常丰富、非常深厚的。所以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五四的时候高喊“打倒孔家店”，这就是在质疑中国的哲学，今天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可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是，胡适之死了，但中国的哲学还在，所以它经得起批评。我们对中国哲学其实不用太担心，照着那个规律去做就可以了。“中国没有哲学”，那是主张“全盘西化”思想的人在质疑中国哲学。

记：从传教士来华开始，西方思想开始逐渐传入中国，那您觉得这些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冲击是什么？

黎：我想先澄清一点，西方的传教士是没有颠覆中国的，是中国人到国外学回来以后，颠覆了中国。中国人去外国学回来了，就要打倒中国文化，觉得西方那一套好。所以不是西方人在打倒中国文化，而是自己打自己。我可以讲，没有一个西方传教士在颠覆中国文化，也没有一个西方的学者来中国颠覆中国文化。因为颠覆不了，他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跟中国有关系的是中国人。但是实际上这些从西方念书回来的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深蕴，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都是从宗教来的。在静心堂外面望弥撒，没有规定的位置，这就是自由，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博爱就是大家彼此相爱，这也是从宗教精神中来的，不过后来因为西方的帝制跟宗教结合在一起，而把这个破坏掉了。在中国，儒家成为帝王的“帮凶”，不也是一样的做法吗？不是这个学说不好，而是人的问题。比如在台湾读《礼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这个和《礼记》无关，有关系的是讲《礼记》的人。那些到西方去念书念得不成熟的人回到中国后其实是在“乱讲”，不过这种“乱讲”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只是这个方法是否合适是需要反思的。

记：这次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是“汉学与当今世界”，那么您觉得汉学的研究会给当今世界带来什么有益的指导和借鉴呢？

黎：我想可能有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人类的未来，人类到底要怎么办？如果继续向民主科学发展，那它当中的内涵是不是可以有中国的成分？第二个，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在未来20年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强的国家，中国一定会领导全世界。我们对20年之后的中国有什么期望？当它作为全世界领导的时候，它怎么去领导全世界？如何用这样的文化和哲学来领导世界？第三点我觉得是整理国故，就是要对中国过去的传统文化有所整理。这样我们才能指出未来我们会做什么。在这一点上，大陆和台湾应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