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您的理解中，古文字、出土文献与汉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赵：这三者确实有交集。通常所谓的汉学是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学的称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既涵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也涵盖对近代和当代中国的研究，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古文字是指小篆以前的书写符号，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出土文献指地下出土的书籍文书之类。古文字和古文献都属于汉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居于源头，因而在汉学研究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记：上一届世界汉学大会在讨论出土文献的问题时，引起学者们最大争论的是关于出土文献的研究应该关注经典的东西还是平民的东西。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争论的？今天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

赵：我们应该承认经典文献的典范性、权威性和代表性。出土文献的研究，一开始比较关注经典是有它的逻辑性的，毕竟我们有偏爱经典的传统。但是当关于经典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时，进而关注平民的东西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要全面了解历史的真实，经典的东西和平民的东西都应该重视，二者不可偏废。

记：在上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上，您曾经提到过，对于出土文献的研究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的知识非常有限以至于很多东西无法正确解读。那么经过这两年的时间，您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改善？或者有没有哪些正在施行的具体措施可以推进这个问题的改善？

赵：我这几年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参与清华简的整理。在清华简的整理过程中，总是感到知识不够。刚开始的时候感到不够，现在仍然觉得不够。相信所有参加整理工作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人们常说“学然后知不足”，我们是“整理然后知不足”。知识不够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不断学习，在整理的过程中成长自己。清华简的整理报告目前已出版两辑，整理水平得到学界的公认，表明我们的整理工作是合格的，但由于我们能力所限，仍然留下一些遗憾。

记：您曾经写过《战国时代的盐及其相关资料的研究》的论文，又参与过“敦煌医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的课题，在这些研究中必然涉及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像这种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在您所说的研究者自身的知识方面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它是研究者必备的素质吗？

赵：你提到的论文和课题所涉及的知识面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留下不少症结问题，有些问题要得到透彻的解决，确实要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固步自封，囿于一隅。与时俱进，尽量拓展自己的知识，是研究者应有的素质。

记：今年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是“汉学与当今世界”，这其实是暗示了一个“大汉学”的构想，就是要打破“汉学”只限于人文学领域的局限，从您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实践来看，似乎也在走着一条“大汉学”的道路，对于您来说，这是有意识的学术选择，还是这本来就是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赵：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学也要注入新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成“大汉学”的构想。至于我自己，对于“大汉学”，心向往焉，力不能及。由于我的特殊机缘，我在文学学科和历史学科都工作过，表面上好像比较宽，实际主要还是作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研究，时间也主要局限在先秦两汉。

记：对古代典籍以及出土文献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中，很多学生却对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存在着一种望而生畏的心态，使这些学科成为“冷门”，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热”与“冷”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现状对学科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诚如你所说，古代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这是因为它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它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取之不竭的学术滋养。这种局面对年轻学子也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应当说明，这种热是相对的，也只有相对的热才是正常的。毕竟这类研究只是小众的东西。

记：现在在一些公共场合，比如地铁四号线人民大学站的入口处悬挂有古代文字的宣传牌，上面有《说文解字》中的一些汉字的小篆形体、造字本义等内容，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它对古文字学的研究会产生怎样的现实影响？

赵：我始终认为，古文字是比较专业的东西，是属于小众的东西，研究的队伍不宜过大，研究不宜庸俗化。但是，汉字的美值得充分展示，谁都有喜欢汉字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