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海外中国研究传统重镇，也是世界学术成果的主要汇聚地之一。考察英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能够了解国外理论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流认知、关注热点及观点表达，或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更好地推进其国际传播。

英国学界广泛关注

近年来，英国学界逐渐将其当代中国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了新时代新领袖新思想。通过利用英文数据库进行检索，笔者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英国学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有关研究逐渐呈现出常态化、稳定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充分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理论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成为当前语境下谈论中国问题时的核心话题。 许多英国学者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会从中国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维度出发进行选择性诠释。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克里斯·奥格登（Chris Ogden）在其编撰的《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辞典》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义为“诠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政治理论”，认为其包括“以人为本、持续改革、科学创新、依法治国、推行社会主义、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国家安全、‘一国两制’、从严治党和反腐工作”等“十四项主要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学者通常更为重视那些与中国内部治理、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变革联系较为直接密切的部分，并有意忽略一些与西方关切度不高的议题。 从研究偏好看，英国学界高层专家和一般学者的关注点不同。前者较为关注中国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构性原因，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中国国家治理领域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效能。一般学者则更为关注具有功能性、时效性的具体问题，如中国的外交、社会政策和热点事件等，通常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肤浅，误解与认知问题较为明显。 从研究生态来看，英国学界的现有讨论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特征。在刊物分布上，英国有30余种中国研究期刊，产出相关成果较多的是《国际批判性思想》《当代中国期刊》《当代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而《中国季刊》《亚洲研究期刊》等对此关注不多。在地理分布上，66％的直接研究类成果产生在牛津、伦敦两大学术中心，而传统上作为英国的中国研究中心的剑桥大学没有产出与其地位相匹配的成果。从研究类型看，思想理论、中央政策、国际关系三种类型研究占有主导地位。在研究内容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内具有宏大指向、国际战略意义的问题受到重视。从研究人员看，华人作者参与度较高，英国本土学者介入较少。上述差异化分布反映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英国仍处于从萌芽到发展的成长期。

聚焦新时代新议题

英国学界的相关讨论在视角选择、议题设置和观点立场上，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即格外关注那些代表新时代党和国家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标志性事项。 根据对82篇直接研究类论文的关键词统计，可以发现：“大国外交”最受关注，议题集中在中美关系、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关系等方面，反映出当地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党的领导”“从严治党”“伟大复兴”“反腐工作”处在次高的关键词行列，体现了英国学界关注新时代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并将其与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把党的角色加入中国外交研究议程。相当多的研究者将反腐工作同“从严治党”分开探讨，视其为新时代中国对内综合治理的主导性变革。不过，他们并没有给予文化、社会、生态、国防、“一国两制”等类别研究应有的重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最受英国学界关注的话题之一。主要有三种研究取向：第一种关注中国如何主动影响与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第二种以中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所处的相对不平等地位为出发点，探讨如何回应当前国际秩序给中国带来的压力；第三种则突破了前两者都认为大国外交旨在重构中国与当前国际秩序关系的思维框架，认为中国外交更注重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许多学者认识到了中国推行多边外交、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论进步性及其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理念智库的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认为，中国不会颠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而是期望推进现有体系在科技、法治等方面的改革。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哈里特·莫尼汉（Harriet Moynihan）认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参与者，在国际法和危机处理机制等方面丰富发展了全球治理的内涵，为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了贡献。 新时代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也是英国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关于党组织的新变化，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凯瑞·布朗（Kerry Brown）认为这是党重新强调强有力的组织纪律的产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政治方向上把准使命与职能，在党员德性上要求对党忠诚清醒，在党政关系上理顺政党建设、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 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不同表现，使中国道路受到英国学界的更多关注，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因此得到更多的探讨。英国资深媒体人、前剑桥大学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与东亚的抗疫治理模式明显优于西方，这种成功受到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的双重影响，中国政府展现了杰出的责任心和管理效率，成功引导民众遵守国家治理要求，而西方政治界由于对中国存在偏见，致使应对疫情的思路和方法都存在明显问题。

加强国际传播 减少认知差异

综上所述，英国学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初具规模，具备领域分布、成果产出、作者群体、期刊平台等要素支撑，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具有实用主义导向，关注对西方政治生态有重大显著影响的领域；二是重视中西对比研究，既有立足西方视角将中国视为西方对立面的倾向，也有将中国道路视为新的发展路径，分析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及优势的取向；三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缺乏应有的理解意愿和认知能力，存在片面性认识和选择性诠释的倾向。 造成上述认知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西方中心论”的内在影响。一些西方学者经常借用西方哲学政治科学理论、概念来表述相关主题，缺乏以中国为本位的中国研究意识。例如，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讨论“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次，与其对内流动强、对外壁垒高的理论建构特点有关。一些西方学者满足于西方内部的理论建构，对发展中国家理论体系的接纳度有限。这在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非欧洲语言国家的研究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跨语境研究中，中文文献利用率不高、信息失真度强，导致许多英国学者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最后，政治和市场需求的现实影响。在西方国家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和“阴谋论”泛起的当下，部分学者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刻意地片面解读或歪曲了中国理论与中国形象。 为了应对当前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存在的类似问题，我们既需要抱着警惕慎重的态度对有关研究活动和成果进行严谨的评估判断，也需要增强国际传播力，提高理论成果的国际认可度。在这方面，概念创制问题至关重要。需要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加强对一些核心表述、重大提法的聚合和提炼，加强概念创制的科学性和包容性，提高新观点的国际认可度。此外，加强相关国际研究队伍建设也很重要。如今许多西方中生代学者没有老一辈专家那样的研究经历，这对其研究立场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具有客观公正立场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往往可以发挥引导作用。因此，在国内机构和学者积极参与国际理论传播，促进中国话语“走出去”的同时，促使更多海外中生代学者关注研究新时代的中国，客观公正地发表看法，将有助于中国经验的国际传播。另外，还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学术平台建设，深化中外学术界直接交流，为国际传播提供稳定的路径。目前中英两国的学术机构已经合作开展了许多学术—出版合作或学术—学术合作项目，同时，华人学者已然成为英国中国问题研究新生力量。相信国际学术平台建设的加强和华人学者国际研究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最后，坚持破立并举，通过正向建构与反向批判的交互作用，有重点地阐释一些标识性的中国话语和概念，有针对性地批判一些错误的西方概念和观点。通过这种理论争鸣和学术辩论，既可以对西方流行的错误观点进行显性批判，又可以传播中国经验，树立国际形象，达到润物无声、水到渠成的传播效果。 （作者耿化敏，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作者罗健男，系英国杜伦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博士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日07版） 原文链接：[中国社会科学报]耿化敏 罗健男：英国学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讨 （责任编辑：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