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的爆发又一次让中国社会深刻检讨“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 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于2月24日，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 春节以来，全国各大城市主要交易市场野生动物交易停市，封存了尚未出售的野生动物及产品。自媒体之愤怒、主流媒体之激昂，各地行动之迅速、贯彻之彻底前所未有，以雷霆万钧之势彻底摧毁了野生动物交易。 这样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在大灾面前更能暴露我国食物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更加理性思考我国人民生活方式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之间出现的张力，更加深刻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含义，更加自觉地拥护和践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 然而，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目前我国野生动物养殖、交易和加工产业年产值约六千亿元，涉及从业人员1500万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从业人员都是合法合规经营。我国各地人工饲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种类多达数百种，龟鳖类、毛皮动物、蛇类、鹿类、鳄鱼类、蛙类等养殖业已形成集约化生产。竹鼠养殖广西一年产值达20亿元，成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可选产业之一。 产业规模大、涉及种类多，加上执法成本高，野生动物产业治理问题复杂，难度大。与国际市场一样，我国野生动物产业链条中，灰色的、甚至黑色部分或多或少在各地都存在。 野生和家养很难鉴别，小宗商品运输比较难以监督，市场集中度高，而产业市场发育水平很低，加上与部门职责不清、官僚主义、官商勾结等体制和机制因素交织在一起，民众对野生动物产业的不满一直较高。 与先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野生动物产业规模偏大，且非法买卖案例偏多，国际自然保护学术界、民间组织也常有诟病。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一些地方、部分人群，尤其是一些“不太正常”的高端人群中消费习惯和消费文化出了问题，导致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始终难以根除。 野生动物的产品相对比较稀缺，非法经营利润空间比较大，暴利容易滋生犯罪，从事野生动物非法猎捕、运输、买卖的犯罪分子形成地下交易黑色链条。这些不法分子亦或配备现代化的装备，使猎捕、运输效率更高，违法成本更低。是该坚决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根治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了。 然而，这不是说，我国要彻底消灭野生动物产业。自媒体，甚至一些官媒上有一些言辞，把人们对新冠肺炎处置的不满发泄到与野生动物产业相关的从业人员上，把大城市、特大城市食品安全体系建设和监管问题转嫁到野生动物产业上。 越是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越需要更加冷静，更加理智，减少不必要，诸如我国野生动物养殖业彻底崩塌这样次生灾害的发生。 数以百万年计漫长时代，人类是靠采集、围猎为生的，野生动植物就是食物的唯一来源。人口少，野生资源丰盛，没有暴力，没有战争，没有流行病，人类过着如伊甸园般的生活。距今约一万至一万二千年前，随着人口的增多，人民面临着如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保护自己的困境。因为野生资源的不足，人群与人群间的竞争加剧，开始出现饥荒。生活于不同地区的人们，家化野生植物，驯养野生动物，譬如于中东地区发现小麦、大麦；亚洲东南地区发现稻米；美洲则是发现玉米等，野鸡、野鸭、野鹅、野猪、野马、野牛等等都驯养成人类食物可靠的来源。农业文明，历经万年，使人们有更丰盛且可靠的食物来源，亦促使人们定居，稳定的社会才得以形成。到了现代社会，野生动植物资源已经成为人类食物、基因、材料、能源、化工等现代产业发展重要基础材料，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水平可客观体现一国科技和工业能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一直就与驯化和家化野生动植物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农耕文明时代相比，在现代社会，动植物家化和驯化的手段和深度有了质的变化。 当代野生动植物依然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土著社区居民，野生动物肉是他们食物中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在刚果和亚马逊流域当地居民的饮食中，至少20%的动物蛋白来源于野生动物肉。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儿童饮食中缺少野生动物肉且无替代食品，患有缺铁性贫血病儿童至少增加29%。在非洲中部，野生肉类年消费量超过100万吨，年贸易额高达4.2-20.5亿美元，占农村家庭蛋白摄入量的30%-80%。在肯尼亚、赤道几内亚、喀麦隆等热带国家，数万年来，丛林部落食物中的肉类蛋白质主要来源于狩猎野生动物，周边的城市居民也喜食野生动物肉。 野生动物产业一个特别之处是一端联系着穷人，而另一端又联系着高端消费群体；一端是偏僻落后的乡村，一端是繁华发达的城市。野生动物产业对人口稀少、野生动植物丰富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临时性的就业，提升食物安全水平，提升社会的韧性，如果管理得好，还有益于当地景观和生态系统的维护。当然，要十分警戒过度围猎和捕捞的问题。过度围猎和捕捞一直困扰着我国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国家和各地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化解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关键领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度围猎和捕捞现象也普遍存在。随着人口增加和狩猎工具的改进，狩猎数量远超其承载能力，同样的栖息地，非保护区的灵长类动物和有蹄类动物密度大大低于保护区内，甚至面临绝迹的威胁，菲律宾和西非情况尤为严重。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过度狩猎已严重影响到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和营养供应的能力及潜力。 这次大疫教训是沉重的，尽管尚不能证实新冠肺炎的源头就是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各级人大积极行动起来修改相关法律规定，我国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共识，坚决禁止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坚决铲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推动全社会共同保护野生动物，坚决打击非法野生动物捕猎，坚决防止发生野生动物的过度捕猎和捕捞的现象，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我们不能再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错误了，需要在生态文明风尚倡导，相关法律修订、执法和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上全面着力，铲除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存在的土壤，保护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倡导不食野生动物的文明风向。 这次大疫警告我们，我国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风险防范意识有待于提高。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一些做法、措施和制度落后于城市化进程的客观需要。这很正常，农贸市场依然是我国像武汉、广州等特大型城市食品供应主要渠道，如此大规模出售鲜活动物必然带来病毒传播的风险。应当鼓励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积极探索食品安全体系的风险评估，有计划有步骤退出大型农贸业态，禁止活体野生动物交易，代之以更加安全的如社区超市等食品供应链模式。深圳等特大型城市已经开始制定地方法律，彻底杜绝鲜活动物市场交易，或许可为其他城市借鉴。 绝对不能“泼了脏水也扔了孩子”。食品体系与人类文明进程紧密相连。在工业化社会，以良种、化肥、农药、饲料、机械支撑起来的工业化、半工业化粮食和肉类生产体系也存在土壤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威胁到生物多样性安全，威胁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累积的风险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存活。 国际社会，尤其先发达国家一直在质疑工业化的食物生产模式，并将其演进到更加生态化的食品生产模式上。正因为有这个背景，国际学术界一直呼吁重视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食物安全中作用，尤其是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向极端和生物多样性利用走向极端同样可怕。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惠益分享机制就是为了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极端的保护会触发与哪些贫困社区采取更多的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野生动物养殖产业是当前全球热门的“生物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幅员辽阔，野生动物丰富，产业基础丰厚，经验和知识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自废武功。再说，我国1400万从业人员才分享约6000亿产业规模，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相对贫困地区的人口，产业退出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让他们寻找到新的生计方式。 “一刀切”的禁止本质上就是官僚主义的具体体现，需要相关部门、利益群体和多学科专家共同寻找到一个好的政策和举措，清除了污垢，让“孩子”更加健康地成长。 （本文作者系九三学社中国人民大学支社主委，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刘金龙） （原文链接：[观点中国]中国野生动物养殖相关产业年产值约6000亿，政策不可“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