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戴逸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主任。十数年来，戴逸带领2000多名清史学者，共同参与《清史》的编纂。如今，这部凝结了戴逸等人心血的“第二十五史”已进入稿件通读阶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毕生求索为清史的他讲那些年的故事。

（戴逸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纪念建所四十周年庆典上致辞）

“跑吧，我要赶快去解放区。”——从此他就成了“戴逸”

有的时候，回忆会一直往前走，甚至越过千山万水，来到一个明媚的夏日清晨。

“那天是我小学毕业的日子，同学们都去了典礼现场，我没有去，我躺在藤椅上看一本叫《天雨花》的小说。这是一本弹词小说，全是人物对白。”即使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主任戴逸依然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这是他一生奋斗的起点。

“我没有去典礼，因为我没有毕业。我不爱功课，只爱听故事、看戏文、看连环画，至于演义故事、武侠小说种种更是不在话下，全校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通过考试，毕不了业。我正看小说入迷的时候，那个同样没毕业的同学忽然跑到家里叫我，他大喊‘戴秉衡（戴逸原名），快跟我去学校，打仗了，学校同意咱们毕业了’！”说到这里，戴逸先生露出顽皮的微笑。

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少年心性里，他从此能毕业了，却不知道，国家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小学毕业后，由于战事的蔓延，戴逸一家搬入了上海租界。国难当头，流离失所，戴逸目睹种种风暴洗礼，开始发愤读书，从此名列前茅。只是，他仍旧偏爱文史。

（青年戴逸）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两年后，峰回路转，因为抗日南迁的西南联合大学返回内地，在上海招生。已经念大二的戴逸反复思量，决定从头开始，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这一考，漫漫的读史修史之路就开始了。

考入了北京大学，戴逸用了一个词“心花怒放”。因为这里有太多书了，“很多古书，我连见都未曾一见，就这样整整齐齐全都放在北大图书馆，只等我翻开。我太高兴了，一天到晚就在图书馆泡着看书。”

在北大，戴逸还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在一次次学生运动中，他的心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在北大读了两年书之后，由于和党组织的关系，他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要被送往特种刑事法庭。他的老师胡适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为他保释，他收到了一张写着“保释在外，听候传讯”的通知，恢复了自由。

“跑吧，我要赶快去解放区。”他找到了在学生运动中单线联系的介绍人，从此戴秉衡改名“戴逸”，从北大穿越封锁线去了石家庄，跑到了当时的华北大学，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从此，戴逸再也未曾离开中国人民大学。

（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的清史研究所）

从党史和革命史，到中国近代史，—— “逆向回溯”，他终成“清史研究第一人”

由于喜爱历史故事，他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抗战史演义》，这本书还是章回体的。“当时还没有人写抗战史，我的处女作就捡了个漏。”戴逸笑着说。

（第一排左五为戴逸）

“这不能算是一部历史著作，只能叫通俗读物。之后，我开始了严肃的治史过程，1958年，我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成为高校的近代史教材。”戴逸说。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历史学家吴晗当时正在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邀请他担任清史评审委员会最年轻的编委，并建议他把目光从近代史转向清史，开始修订清史的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这项工作走走停停，戴逸对清史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下。即使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停校的几年，运动风潮四起的时候，他还写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当年没有人愿意研究清史，因为一说到清朝，就和民族的伤痛联系在一起。五次对外战争，每次都割地赔款，损失惨重。提到清朝，似乎就是腐败的代名词。”戴逸说，“但是，我国本来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铁一号资料室）

清史的资料在当年同样充满变数，连原始档案都差点付之一炬。上百年的档案由于宫内库房的倒塌差点儿被直接送往造纸厂，“当年很少有人懂得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外国人也没有兴趣，因此在一次次浩劫中幸存了。在运往造纸厂的途中，被一位爱国志士以4000块大洋的价格买了下来”。

这些资料整整放满了五层楼的楼房。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几万种，目前研究出版了4万余种，800余册。戴逸和修订清史的工作人员把清史分为“民族、宗教、科技、典籍”等几个部分，完成了105册送审文稿共计3000余万字，预计今年出版问世。

戴逸从清朝的起源讲起，“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一直讲到近代史的跌宕起伏，讲到今天的新生活。他讲到了乾隆时期我国3亿人口，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讲到了近代史“每战必败又屡败屡战”的民族精神。

“这是受欺负的历史，又是启蒙的历史、觉醒的历史、奋斗的历史。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戴逸说。讲到这里，张自忠路的平房门外，阳光正好，这故事仿佛穿越了300年的时光，有些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