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陈先达，1930年生，江西鄱阳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社科委哲学组召集人，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组组长，被评为“全国最美教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并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著有《陈先达文集》十四卷。2015年7月3日和2016年3月2日，先后两次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理论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引起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
从《走向历史的深处》到《问题中的哲学》，从《漫步遐思》到《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一部部饱含哲学智慧和现实思考的论著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从荣膺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到皇皇巨作《陈先达文集》十四卷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陈先达先生的学术成就受到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赞誉。
年届90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先生，已在学海中辛勤耕耘70多年。他是当代中国哲学界著名哲学家之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旗帜性人物。他至今思维敏捷，大作屡现，其勤奋和高产令人敬佩。我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有幸跟随先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而后又留校任教，一直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受益无穷。
以身闻道求理的哲学境界
先生19岁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1953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进入人大是“学术专业的定格”，开始“叩击哲学之门”。1956年从研究班毕业留校任教，他成为人大哲学系正式成立后的首批教师。
追求真理、探寻规律、改造世界，是马克思所推崇的“真正的哲学”的使命。哲学是时代的精神精华。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应该在思想中反映或把握时代。先生的哲学人生和哲学思想秉持了这一理念，“闻道犹能以身求”。他的诗句正是其在哲学信仰上笃定不移、在哲学事业上辛勤耕耘的人生写照。
“最惬意的人生是专业、职业、信仰的结合。”这是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他很赞赏马克思的名言：“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先生认为自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是“真理占有我”。他提倡并践行把“姓马”（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职业）与“信马”（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先生的演讲和论著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深刻的哲理分析和独特的文采风骨。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自传体随笔《专业、职业与信仰——我的治学之路》中，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强调理论研究应坚持三个原则，即研究的问题要现实，理论分析要深刻，文章表述要通俗。
问题应该是现实的，并非说哲学都是直接讨论现实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而是指要能为正确认识和解决自己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哲学智慧；理论分析要深刻，意味着真正的理论就是要论理，最大的说服力就是文章中的“理”，无理可言就不能称为理论文章；表述要通俗，是指深入基础上的浅出，“浅入浅出没水平，浅入深出低水平，深入浅出才是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众的哲学，晦涩不应该是哲学的本性。
先生对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具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在《问题中的哲学》和《夹缝中的哲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哲学的变革，又是变革的哲学，它不仅重视哲学中的问题，更重视问题中的哲学。“以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方法的精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历史上哲学中存在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突出的不是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是问题中的哲学。一个哲学家只重视哲学中的问题，而不重视问题中的哲学，那就会脱离现实，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的研究也是历史的研究。哲学的深刻性在于触及思想历史和社会历史的深处。在哲学历史中把握哲学问题、在哲学与社会的历史中把握现实问题。对象的整体性决定了研究的整体性。注重整体性研究，包含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来研究，以问题为中心的多视角的整体性研究，以及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例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由先生作为主要执笔者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分别从纵向史的角度和从横向基本原理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算是开创性的。
立足学术前沿的哲学探索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先生就开始发表哲学论文。26岁的他以张东荪哲学思想为题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被推荐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他在《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3期发表的《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显示了一位青年哲学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深刻理解和对学术研究前沿问题的敏锐洞察。这篇论文特别强调了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是不同的，明确提出并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改革开放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春天，也为先生学术思想的迸发和哲学才华的施展提供了广阔舞台。正如他所说：“从学术上说，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哲学界，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地带。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文化学术交流的开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国内产生了较大而复杂的影响，同时伴随着哲学学术研究的逐渐“解冻”，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先生是当时我国最早开展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靳辉明教授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是国内最早系统而深入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专著。
《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历史的研究，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真实过程；从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和各个基本原理的有机统一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针对学术界提出的一些有影响的观点进行了回应，特别是剖析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些误读，反驳了用“青年马克思”来否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
真理需要碰撞才能闪光。先生主张在学理论争中来阐释学术观点。他的许多原创性观点都有着明确的问题指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也是学术界最为关注和争议较大的一部著作。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表达了对这部手稿深刻的学术见解。《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标志着马克思办《莱茵报》开始的两个转变的基本结束，又是马克思创立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在内的科学体系的开始。
先生写于1981年年末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一文，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进行了深刻阐释。《手稿》自发表以来，围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争论不断，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不成熟的表现，有的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异化理论在一些人手中成了一块调色板，各自用以塑造自己的‘马克思’。”先生把异化理论置于历史的辩证的思维中来认识，指出《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是对异化问题的完备论述，但它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包含矛盾的过程，不能把这一过程简单地塞进“非此即彼”的框子里。由异化到异化劳动，从“针对副本”到“针对原本”，构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第一次重大转折；第二次重大转折则是从“个体和类的矛盾”到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这一个转折比前一个转折更深刻。马克思的异化观的两次转折，经历了从异化的客体到主体，又从主体回到客体——分析经济关系的过程。要防止把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片段孤立起来加以膨胀、扩大，应力求全面把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针对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偏颇做法，他主张不要做单纯的“考古学家”，而应做“比较解剖学家”，通过分析、比较，探求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
先生对《手稿》的主题和主题论证的分析也颇有新意。《手稿》比较集中、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异化和人的问题，但手稿的主题不是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抽象思辨，而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人类解放道路的论述。这使《手稿》具有特色的与其说是主题，不如说是对主题的论证。《手稿》对上述主题的论证的特点在于：一方面以私有制为基础，从经济事实出发；另一方面又求助于人的本质，把历史的发展纳入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思辨图式中，因此对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人类解放的论证带有人本主义烙印，这个哲学论证是不完善的。《手稿》存在两种立足点（以科学事实为依据和以“人的本质”为依据）、两种思维方法（经验的、实证的和抽象的、思辨的）的矛盾，其具体表现就是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手稿》既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的一部闪耀光辉思想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探索性的、过渡性的著作。马克思是在克服矛盾中前进的。
除了对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研究外，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哲学前沿问题也高度关注并进行研究。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先生领衔，我们几位学生参与撰写了《被肢解的马克思》，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流变，回应了对马克思的曲解。
进入21世纪后，先生针对哲学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哲学发展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发表了其力作《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强调哲学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现实中的问题或问题中的哲学，见解新颖独到，分析鞭辟入里，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以来最佳论文。
走向历史深处的哲学洞见
先生在哲学研究上的学术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沿着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轨迹，达到对马克思历史观内在逻辑的深度把握，以及对历史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是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走向历史的深处》展示了先生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内在逻辑的深刻理解。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克服了普遍存在的在方法论上史论分离即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相脱节的缺点。不少思想史著作类似马克思著作的串讲，而缺乏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结构的深入分析，使历史变成了死的东西；而一些研究原理的书又往往局限于马克思著作中的经典表述，热衷于概念演绎而缺乏对马克思思维逻辑的动态分析，使理论流于空洞，其结果都是难以从总体上科学地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观。
《走向历史的深处》则注重以论带史，史论结合，既着力从凝结的形态上去把握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结构，又尽力从流动的形态上去探究马克思历史观演进的逻辑理路，并把思想史研究与理论专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示了一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立体图景。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以浓缩的形式再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中人道主义历史观的逻辑进程，但他绝没有简单地重复这一过程，经济学的研究对马克思的思想飞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找到了劳动、实践的环节，得以从自我意识、理性出发转向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研究现实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从中揭示出客观的历史规律，从而走向了历史的深处。
先生不囿于旧说，提出了许多独到深刻的见解——
一是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唯物史观是哲学，但它的来源却不限于哲学，正如亲缘繁殖不利于物种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理论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
二是关于唯物史观形成的逻辑进程。从客体转向主体的研究，从形式上看已由德国古典哲学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所完成，而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还必须突破囿于主体自身的研究，当然绝不是排除对主体的研究。仅仅从人的内在需要中分析劳动，就不能摆脱以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来描绘历史的思辨传统，当马克思把劳动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深入到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去分析各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客观关系），就会通向历史唯物主义。
三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不能简单地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从个体中寻求人的共同本性问题。在唯物史观看来，探求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就是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或人的社会结构问题。
四是关于唯物史观的出发点问题。要解决唯物史观的出发点问题，必须首先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弄清出发点的含义。就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来说，它理所当然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但目的本身不是科学理论的根据。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就事实判断来说的，即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达到对历史自身规律的科学认识。就此而论，唯物史观正是由于确立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出发点，而不是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才使对人及其历史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高度。
《走向历史的深处》出版30多年来，多次加印和再版，成为国内许多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指定必读学术经典文献。
在马克思历史观研究方面，先生在后来的哲学论著中，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和热点问题，阐释了历史的客观性、规律性和目的性，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历史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等问题。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阐释
直面问题是先生一贯的研究特点和写作风格。他常说：“哲学家不是社会的旁观者。”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写作倾注了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思考。他围绕中国的历史发展、现代化道路和文化等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出版了《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百年变革的重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等著作，特别是近年来又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分量的长文，产生较大反响，显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社会担当和思想魅力。
先生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注和哲学阐释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坚持宽广而深远的问题视域。每个时代都蕴含着特有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哲学意识中表现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没有离开时代的问题，也没有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时代。研究问题就是研究它的时代，而把握时代就要研究时代的问题。先生主张把关系中国发展的整体和全局的重大问题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当代中国最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课题。
其次，主张把中国发展问题纳入历史辩证法视野中来考察。先生阐述了中国历史百年变革的辩证法，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具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既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乃至激化，又取决于革命政党或执政党和自觉的革命精神或改革精神。历史的辩证法往往表现为历史的连续性、内在关联性和因果制约性。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逻辑表明，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要从规律性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受历史辩证法规律支配。中国历史的深刻变革，同时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变革，是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变革。
再次，对文化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文化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问题相联系的。“在中国，不同道路之争，其深层体现为不同文化之争。”早在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道路之争与文化之争就联系在一起，曾经出现过“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和革命文化论之间的论争。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随着重新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随着全球化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再度兴起，出现以三个“化”为特征的文化理论的争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化”和“西化”的争论。“如果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把握这三个‘化’的本质，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缺乏文化自信。”
冯友兰曾经引用《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句来概括治学使命，受此启发，先生立意“以‘旧邦新命’为解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争论之谜的一把钥匙”。他主张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绝不能忘记社会形态变革这个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既要看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才能获得强大力量。
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是一个整体。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导，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不能把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简单归结为某一家，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它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我们立德树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我们重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但更要重视对中华民族一元性的认同，这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思想文化黏合剂。”
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遐思
回归生活是先生经常倡导的哲学方向。按照他的自述，其学术生涯有两次重要变化，一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另一次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他的写作方式发生了转变，即从长文转向短文或随笔。当然，先生也在继续写长文，不过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写作哲学随笔上。
二十多年来，先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哲学随笔，如《漫步遐思》《静园夜语》《哲学心语》《回归生活》《宜园杂论》《史论拾遗》《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哲学与人生》等。他趣称这些随笔是“老来得子”，十分偏爱。而这些随笔，不应被简单视为仅仅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应被看作是对哲学的生活本性的一种回归。
哲学随笔贴近现实生活，厚积薄发，汇聚了先生多年的思想灵感的积累，饱含了这位可敬可爱的智慧老人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到的生活哲理，深入浅出地解答了哲学认知、人生智慧、历史文化、价值信仰等重要命题，引人入胜，令读者爱不释手。
这些哲学随笔表明，生活需要哲学的解读与引导，哲学需要生活的土壤与动力。这里的生活就是指社会生活或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哲学既是生活哲学，又是大众哲学。正如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如果哲学不关心人民，人民也就不会关心哲学；哲学不关心社会，社会也就不需要哲学。”马克思说过，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都是“时代的产物”，“人民的产物”。先生的学术人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与时代关系越密切，与人民联系越紧密，哲学才会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哲学家才能更加为时代和人民所接受。
先生在《九十岁的我》一诗中写道：“生命是一种奋斗，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九十个春夏秋冬，三万个黑夜黎明……有限的人生，溶入力的洪流会化作永恒！”他用自己的思想和笔，谱写了不平凡的哲学人生，充分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境界、理论高度和博大情怀。我们衷心地感谢陈先达先生为我国哲学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思想之树常青！
（作者郝立新，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北京高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0年06月29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