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小传

方汉奇，祖籍广东普宁，1926 年 12 月 27 日生于北京。他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公认的中国新闻史学权威和学科带头人。曾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及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我校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 17 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顾问、课程教授及兼职教授。他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 60余年，载誉无数。曾两次获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一等奖，一次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9 年被评为“共和国60年传媒影响力人物”，2017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史海钩沉，他在尘封已久的新闻史中“守望”；

学海泛舟，他在常学常新的新闻界“探索”；

为人为师，他在新闻学教学研究中“站岗”。

他就是被大家亲切称为每根白头发都是学问的“活字典”方汉奇先生。他严爱相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以道德修养关爱学生成长，真正是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足迹 风雨如晦行远自迩

1926年12月，方汉奇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在良好家庭环境的浸润下，他自幼就对知识充满了渴求。方汉奇回忆道，“闲暇时候，外公会督促我念古文，如《古文观止》《左传》等”。正是这些古文积累，为他后来的学习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时代风云变幻，抗日战争烽火让方汉奇的少时求学之路异常曲折。从小学到中学，他辗转西安、北京、香港、重庆、韶关、上海、汕头等地，先后读过14所学校。1946年，他被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新闻系录取。

方汉奇在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最长，为了体恤父母、照顾弟妹，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学校给予的甲等公费，“不要学费和饭钱，一个月两斗半米的伙食费，有时还能有点儿结余，每年还发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因为家离学校很远，并没有回乡路费，整个大学时期都没回过家”。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方汉奇度过了四年求学时光。

亲眼所见、亲身经历风雨如晦的年代，让方汉奇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他第一次学会唱《义勇军进行曲》是在 1938 年的香港，这首歌传达的同仇敌忾和反抗精神成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和情感。方汉奇深情地说，“我现在一听到国歌，一唱国歌就会激动，救亡图存的感情总让我热泪盈眶。”

1950 年 3 月，方汉奇受到大学系主任马荫良先生邀请，到上海新闻图书馆参加工作，三年后又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并到已经成立三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方汉奇自此开启了他60余年的人大生活。

“当时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干起活儿来是强劳动力”，“西郊校园的所有下水道我都钻过，当时的人大校舍多为两层楼房，所有房顶都上过，打扫卫生、扫厕所，再苦再累再脏的活儿都不在话下”。虽然是知识分子，但他从不自视清高，总是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职工作，“我的体会是知识分子过劳动关不难，劳动人民过知识关不易”。饱经雪雨风霜，方汉奇参加劳动、摸爬滚打，在风雨沧桑的岁月里始终胸怀家国、坚定前行。

艰难时光里也有温馨相伴。方汉奇与妻子黄晓芙就相识于动荡岁月，从此鹣鲽情深、相濡以沫、相敬相惜。正是这样的支撑与陪伴，让方汉奇在艰难岁月中不孤单，在矢志耕耘中有寄托，在漫漫长河中有牵挂。

治学 中国新闻史奠基人

方汉奇的书房三面环壁，皆为书籍。正是在这方浩瀚书海中，方汉奇坐得了冷板凳，守得住旧书斋，几十年如一日，探究中国新闻发展史脉络，追溯近现代中国报业历程。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新闻史、教新闻史”。

与新闻史结缘源于方汉奇儿时集报的爱好。当时集报的人不多，他常去旧书店“淘宝”，用很少的钱就能买到很多报纸。1954年，他的藏报已达2000多种，这些丰富的收藏是方汉奇学术道路上的珍贵研究资料。1948 年，他撰写了 13600 多字的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了8期。这是方汉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自此，他走上了新闻史研究之路。

方汉奇对新闻史研究的执着与热爱，让马荫良印象颇为深刻。也正因为此，方汉奇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马荫良推荐的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三年间，方汉奇看完了全部 27000 多份《申报》，为后来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自己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亟待建立，中国新闻史成为其重要基础和核心内容，而当时中国新闻史的知识体系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就是在这样“青黄不接”的境况之下，方汉奇于筚路蓝缕中启山林，于困难丛生中斩荆棘，开启了自己60余年新闻史研究生涯，做了他“一辈子想做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事业”。

1953年，应北大中文系副主任罗列之邀，年仅27岁的方汉奇来到未名湖畔的燕园，成为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一名助教，负责新设立的新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在当时的大学里教新闻史并非易事，缺少资料令方汉奇颇感棘手，“找米下锅”的他“只好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连暑假也不闲着，工作节奏十分紧张”。

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随迁人大，依旧潜心备课、深挖厚积。通过长期的点滴积累，他以研促教、教学相长，直至 1965 年编印出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简史讲义》，终于初步绘制出新闻史的知识图谱，为后辈学人点亮了一盏明灯，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1981年，方汉奇耗时两年撰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它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科学、系统的记述，涉及报刊 500 余种、报人 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受到海内外新闻学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继 1927 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的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多年积累让方汉奇的学术研究进入了厚积薄发的黄金时期。他所引领的多打深井、多用一手资料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和路径，对学界后辈影响深远，已经在中国新闻史学界成为一种共识。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环境不断改善，方汉奇和宁树藩、陈业劭等老一辈新闻史专家组织全国 20 多家新闻学术单位的 50 位学者开始编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是中国新闻史学者第一次共同从事重大研究，这样的学术开拓可谓前所未有。与此同时，方汉奇与全国新闻史学工作者们联合起来，一起到民政部注册了中国新闻史学会，创办了《新闻春秋》。历时 13 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 卷本于 1992 年、1996 年、1999 年分别完成，全书共计268万余字，研究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1998年，217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编写工作也宣告完成，编撰了自《开元杂报》到 1997 年中国新闻史上的大事记。2013 年 12 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10卷本面向全球发售，成为第一批向海外介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文献，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向海外的重要里程碑。2015年，《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又进行修订，将编年史的下限延伸到2015年。有了通史和编年史，中国新闻史的学术基础逐渐厚实，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一切都与方汉奇的广阔学术视野和超前学术眼界密不可分。

为师 泽被后学持灯者

“要给学生一桶水，自己须有十桶水”是方汉奇一直坚持的为师之道。“对前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同辈，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对晚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三句话，方汉奇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多年来，方汉奇以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提倡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座右铭，矢志不渝地耕耘培育，锲而不舍地持灯坚守，他所培养的弟子大都已成长为国内学界的中流砥柱，在新闻史论研究和实践领域发光发热。

实际上，方汉奇的从教生涯开始得很早。195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主任黄嘉德要找一位兼职讲授新闻史的教师，马荫良便推荐了方汉奇。当时的方汉奇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但讲课效果出奇不错。据当时就读于这所学校中文系的范敬宜回忆，“旁听方汉奇先生的课，屋内皆满，印象深刻，多年不忘”。

这段授课经历被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和秘书室主任罗列看在眼里，于是才有了1953年罗列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后邀请方汉奇到北京大学任教的缘分。怀揣对教师这份职业的兴趣，方汉奇欣然来到燕园从事新闻史教学工作，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在他“最好的年华”里做了“最应该做的事”。

20世纪80年代，方汉奇在人大开设公开课讲授新闻史，场面十分火爆，屋内站满了来听课的学生，甚至连窗口都挤满了人。有学生回忆他的课堂，用“满座叹服，惊为天人”来形容毫不为过。方汉奇史学功底深厚，以人物为圆心，前后串联，他“讲梁启超，随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讲出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就像说单口相声一样，常让学生听得忘了下课”。

为人师者，比知识讲解更加重要的是方法的传授。大学时代，方汉奇曾师从曹聚仁先生。在曹先生的新闻采访课上，他学来了做卡片积累资料的方法，从此便一直坚持下来，手摘笔录，笔耕不辍。几十年积累下来，分门别类、蝇头小楷的新闻史卡片已有 10 万余张。这些凝聚他半生心血的卡片大部分已在下放五七干校时丢失，剩下的在退休后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凝视着书房中与学生的合影，方汉奇说，“当教师不仅要当‘教书匠’，更要从做人到做学问都全心全意、尽心尽力”。

方汉奇与王中、甘惜分同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自1985年以来，他已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广泛涉猎与博闻强识，鼓励自己的研究生发挥特长，遵循兴趣不断开拓，“早日选定研究方向”，“围绕选题做深入的研究，不断地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如今，方门弟子已在学术百花园中各领风骚，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厚积薄发、尽展风流，不断为拓宽、深耕、研精新闻史学科地图贡献智慧和力量。

方汉奇不仅是学生们的良师，更是他们人生中的益友。他所关注的也远不只亲传弟子，而是以一种师者大爱关注着每一位上进好学的后辈。在 2020 年 9 月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满头银发的“活字典”方汉奇为 8800 多名新人大人带来一堂“公开课”。他勉励大家，“最好的年华要去做最应该做的事”，要“多读些书、多坐冷板凳、多泡图书馆”，做“有目标、有担当、会思考的人”，同时细心叮嘱大家“要好好锻炼身体，全面发展”。谆谆嘱托道不尽大先生对年轻学子的种种期盼，殷殷重托诉不完老一辈学人对后辈的无限关怀。

做人 与时俱进坚守初心

如今，年过九旬的方汉奇被称为“时髦的‘90 后’”。这位同龄人中的“潮人”，古稀之年学电脑，杖朝之年开微博，鲐背之年玩微信，与时俱进地随时关注着时代的发展，紧跟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革新，生活忙碌而充实，经常“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凡是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方汉奇坚持不断学习，永远保持着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 ”，他也常说“学习是没有止境的”。1998 年左右，他就成为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一批网民之一，在弟子们的记忆中，方汉奇让学生进行了几次现场指导，把操作写成指南，就按图索骥开启了互联网之旅。2010年，84岁的方汉奇开通了微博，一不小心“玩”成了大V，拥有了众多粉丝。微信兴起之后，他又兴致勃勃学会了聊天建群和扫二维码，每天早晨定点在学院教师群发早新闻，和老师们分享当天的新闻综合报道。

方汉奇无疑是幽默的，他曾在《方汉奇传》座谈会上开玩笑，“我只是显微镜下被研究的一个小动物，如果刘泱育（该书作者）的这个成果得到公众的认可，那都是他的功劳。他跟屠呦呦研究青蒿素一样，我只是青蒿素”。这让在场同行和弟子忍俊不禁。

方汉奇更是无私的，2017年12月24 日，他决定将自己所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 100 万元全部捐赠给中国新闻史学会，用于推动新闻学、新闻史研究和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方汉奇始终胸怀“国之大者”，2022 年初，一则题为《96 岁大陆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先生和岛内 98 岁新闻学泰斗李瞻先生拜年》的短视频引发网络刷屏，两位九旬老人的“知音情”不仅跨越了海峡，更跨越了时间。“高山流水觅知音，海峡两岸一家亲”，这正是老一辈新闻人带动两岸新闻学界携手共进的深刻写照。

一辈子秉持着“要当先生，先当学生”的方汉奇，自称“我没有闲着的时候，要不断地有所学习、有所前进”。他用自己的毕生精力跋涉在新闻史海之中，坚守在教学研究之中，寻新闻之史脉，扬大家之正气，正所谓“何思何虑，至大至刚”，如方汉奇是也。

（原文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2024年2月20日第1844期）

原文链接：方汉奇：寻新闻之史脉扬大家之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