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界知道吴方的人不少，读过他文章的可能更多一些。不过，在我出国的这七年多里，说来惭愧，基本上没再看过他写的东西，所以在这方面说不出什么。我悼念他，是因为和他有十几年的交情，以及他最近的这种死法。
七八年刚上大学的时候，是第一天吧，由胡华进行“校史教育”，排着队去礼堂的路上，我注意身旁一个黑脸膛个儿不高的“老爷们”，一跟人说话脸就通红，正好还是跟前边的人凑着说话，结果把人家的鞋后跟给踩掉了，脸不就更红了嘛——后来知道此人叫吴方，是我们班的班长，上学之前在北京郊区的一个煤窑里当过矿工，说他是“老爷们”，其实当年也就三十岁，只不过那时候我小，看三十岁的人都像老爷们。
吴方的特点是闷头干事，不大说话。开始我和他接触不多，不知怎么他蔫不唧地就拉上何东宪办了个油印刊物。我那时闷在家，偷偷写小说，不好意思跟别人讲，写完了不知道像不像个东西，战战兢兢地给了吴方，毕竟也算初次投稿嘛，蛮紧张的。第二天，我印象很深，我在教室里，吴方进来了，旧蓝布制服，手里拎个黑塑料口袋，就是到乡下检查粮食产量和计划生育的公社基层干部拎的那种口袋。他直接走到我面前，脸一红，说：“你那小说我看了，我真想今天就出第二期……”我一听，血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激动得不得了。我在这方面的自信心，可能就是从那一刻建立起来的吧。
吴方写作很勤，不但登在油印刊物上，也往教室的壁报上贴，里面经常引贝多芬和罗曼罗兰的话，自己写的句子也跟老贝他们写的一般无二——我们不都这么写嘛，毕竟他才三十、我刚二十二嘛。比如有这样的句子：只要你对我伸一援手，我就紧紧握住不放。我们这几个坏小子认为吴大哥这话后面有故事，着实说笑了好一阵子，只要何东宪起一句“只要你对我伸一援手”，我立刻像演舞台剧似的夸张接道“我就会紧——紧——握住不放！”这有个段子：一位女生受潮流影响买了个卡片盒，装了些卡片，做学问，后来有人打开那盒子一看，里边卡片上摘的净是吴方文章里的警句。这也被我们传为笑谈，但是件真事。
后来流行跳交谊舞，吴方是好意，班长嘛，活跃活跃班里的气氛、增强增强团结，组织个舞会吧——其实就他的个性来说，跟这类事完全不合，跳舞等于活受罪。那时风气不开，人都到齐了，却没人好意思去跳，场子是空的，人都围在边上笑，吴方劝这个劝那个都不听，只好自己带头，说服一位性格开朗些的女生跳起来。巧就巧在这，正在这时，他太太来学校找他有事，刚好走进食堂（舞场）的门，一眼就看见他搂着个女的跳舞呢，呱啦一下子脸就耷拉下来了。吴方是冤枉到家了，什么都不能说，越解释就好像真有什么似的。他和他太太是在矿上认识的，他太太在食堂卖饭菜，我们常开玩笑说，准是他太太经常多给他半勺菜，爱上了。后来他调到煤炭部当司机，他太太也在机关里工作了。上了大学，跟当司机就不大一样了，也算时来运转吧，他太太自然会有些想法，对他在学校的举动比较在意。其实吴方在这方面自律甚严，是个忠于太太、爱孩子顾家的人。
我们住同一宿舍，都是北京的，相处甚欢。里面坏小子居多，都不大念书，喝酒侃山往往达旦，主要是奔荤里侃。吴方一般不参与，有时听得心里痒痒了，突然来一句，绝倒众人。因为他是煤窑里混过多年的，井下黑古溜秋的什么糙话不说啊，他即使无心也得记住大半，我们就显得嫩多了。我们这种聚会一直持续到八八年我出国，每月至少一回，阿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就这么叫他了）越来越经常参加最终成了必不可少的成员，还在他家里摆过一桌菜请我们去，可能是他看来看去还就是这几个坏小子可交。
阿方毕业后分在文研院《文艺研究》杂志，开始写戏剧评论，后来负责文学，写了不少文章，俨然成家，还当了副主编，后调到研究所闲居。九三年托来旧金山的人给我带来一本他写的书，阴差阳错，我至今也没有收到，诚憾事也！
阿方性格内向，有事都憋在心里，烦恼很多，好像总是不如意。去年发现他肝癌晚期后，我们都说这病跟他常年抑郁有关。翻看过去他给我的信，里面都是这样的话：“我有时想起来人这一辈子，真是庸常可怜，无足道者”“（写作）这事越做越无聊，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情，整个一个人生茫茫，无处是岸”“现如今不知干什么好，瞅什么都别扭”，有一封信里写到他去北京站接人，不自觉到我家凭吊了一番当年的旧事，“只见朱门紧闭，甚为岑寂，想院中荒草可能侵阶，往事历历，人各一方……”这是何等的心境啊！想到阿方，我总觉得他好像是鲁迅那个时代的苦闷青年，肩上压着铁一般的沉重，口里喊着“寂寞啊！寂寞啊！”这种人现时真是不多见哪！
他的病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据说他自己很清楚，但很平静，何东宪形容他是“人于生死大限之前，视世间万物为浮云，心胸之阔，可纳天地”。我在今年新年给他寄的贺年卡里，写了几句友谊如何如何的话，关于病，一字没提，想来他也明白我的意思。两三月前，听说他的限日不多了。七月中旬，伦敦的赵毅衡兄要回大陆，说是一定去看吴方，那时我正在伦敦，就托赵兄说切切转达我的问候！还真赶上了——这是使我非常欣慰的事！据说他从赵毅衡兄那儿听说了我私人的一些“新闻”，死前几天，还打电话给朋友，拿我开了玩笑。
两天前，我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本来是为别的事，不料他劈头就问：
“阿方的事你知道了？”
“不知道啊！怎么，过去了？”
“八月十六。他是……自己结束的……”
我脑袋轰的一声，然后问：“用药？”
“不，”停了一会，“绳子。”
阿方啊阿方，你一辈子想不开，临了临了还想不开，这是何必呢！我脑子想不了别的，一个劲儿想象他在拿绳子之前，阿方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深夜不寐，秉烛窗前，翻看历年来阿方给我的信，遥想大洋彼岸斯人已去，能不泫然！
小时候读古人哀悼的诗文，与其同悲，好不羡慕——他们可真有的可悼，那是多么丰富的人生啊！现在可好，一眨眼的功夫，轮到自己悼亡了，才知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悲夫！
阿方，你我相交一场，亦称有缘，忆及往事，书以记之。我性喜戏谑，耍贫嘴耍惯了，若有得罪，谅你知我，必不怪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