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母校，记得校门口高大的石柱上挂着华国锋主席题写的校名，迎面的一块巨石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校训，巨石不远处，稀稀疏疏地长着几簇青青草，没有高大粗壮，没有绚烂艳丽，微细羸弱地映衬着巨石的刚强、坚毅，透露着对蓝天的执卓和生命的顽强。这是30年前的一个秋天，我第一次迈进人民大学校门的情景。
1978年，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证明，在这一年中国的命运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结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为中国发展奠定一个新征程的起点。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的状况要发生巨大变革，也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的人生将要随之发生重要的变化。然而在当时，这个变化人们还触摸不到，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一年半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使燃烧的空气刚刚开始平息，人们的生活有了片刻的安宁。拨乱反正的落实，人们开始了懵懵懂懂地思索：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革命的目的？什么是宇宙的永恒？
我是一个老三届学生，到1978年，我已经在工厂工作10年，从一名中学生成为工人队伍的一员，从一个学徒工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所谓的“个人问题”也已经解决，娶妻成家，开始步入顶门立户挣生活的阶段了。曾经的“求知识上大学”的理想已经在“推荐上学”的现实中灰飞烟灭，求知的理念，业已沦为“个人爱好和个人兴趣”，10年里，只能借来数理化课本，利用他人喝酒打扑克的时间，闷在房间里自学自练，自我升级，实在看不懂就悄悄请教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一切都很茫然，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学习的前途在那里？希望在那里？都看不到。
上一年岁末，惊雷就在悄无声息中爆发。改革大学招生制度、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来，就像一阵及时的春雨，突然地落在干涸的地面上，青年人沸腾了，学习的激情爆发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排队买课本的长龙瞬时间成为北京一景，市场上最紧俏的商品不再是豆腐和带鱼，变成复习的资料和课本，恢复高考一时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
第一届高考我没有参加，余以为：虽然开科取士，谁能放着20岁的应届毕业生不要，反而录取30岁人的去读大学呢。直至1978年暮春，朋友兴冲冲冲地告诉我：是真的！据说还是小平同志拍的板，做的决定呢，还说要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呢。咱们快准备参加吧。
看来确实了！一瞬时“知识报国”的理想又冒出来，求知识上大学顿时成为具体鲜明的追求目标。马上到五一节了，距离78年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只剩争分夺秒，抓紧复习，参加高考了。
复习是艰苦的，方法是相同的。除了共同之处，我数次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通史展览和中国近代史展览，把书本知识转化为鲜活生动的立体知识；请来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辅导古汉语知识；请来青年作家张承志先生辅导外语知识。曾记得当时的一件趣事：学子骤增，造成市场上作业本脱销，一时间洛阳纸贵，我就特意到十数公里外的废品公司去买白报纸做习题。哪诚想，到废品公司买白报纸的人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已经排成长龙了。……
花前月下化为灯下书前，十年光阴凝成一夕拼博。高考结束了，我考了近400分，成绩还不错，我终于可以圆大学梦了。
说到我和人民大学的缘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在当初填报志愿时，我报的还不是中国人民大学，当时人民大学复校和招生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实，只有少数专业可以开展招生工作。就在知道了高考分数、录取工作即将开始的时候，高招办公室发出补报志愿和增加招生院系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赫然其上，并且补报志愿可以排在任何一个位置。这可是一个好消息，在考虑各方面情况之后，我郑重地把“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补报为第一志愿，并荣幸地被录取了。进校后同学们说起来，方知不少同学都是被同样录取的。类似的规定在高考中可能是仅有的一次，这件事只能发生在1978年，一个处于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的年代。随着教育事业步入正轨，类似的情况也就消失了。后来了解到的原因是这样的：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地打击和迫害，学校撤消，资料流失，教师遣散，校园沦做他用。当中央决定恢复人民大学时，计划统计系尚在江西，不能肯定在当年就可以实现招生上课，因此无法上报招生计划。只经过不到半年时间，在中央支持和学校、计统系全体老师积极努力下，就逐步具备了招生开学的条件，可以实现当年招生，当年上课的任务。这样在1978年进行高考招生录取工作中，就出现了补报志愿和增加招生院系的事情，因而我们才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事实地说，我们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每一位学生的身上，都体现着中央和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体现着每一位老师在复校和教书育人方面的辛勤工作。
这样在1978年10月25日，我作为一名学生，骄傲地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结识43名兄弟姐妹，同窗共读朝夕相伴。在老师的带领下，用四年时间在人类智慧的海洋里遨游，在科学技术的花园中采撷，蓬勃生动，丰富多彩。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至今历历在目，不时闪现在眼前。
1978年因为宿舍有限，学校安排北京同学在一年时间里走读上课。走读不单是一个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的往返过程，其中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北京秋天是美好、舒适的，走读则不过辛苦一些、路上多用点时间罢了。你看吧，每天清晨一到白石桥，拐过弯来向北行的青年人，无论骑单车或是乘公交车的，急匆匆，目不斜顾，径往直前，可能多是走读的人民大学学生了。人人手里还拿着一本外语单词本，嘴里振振有辞地背诵着。尤其骑单车的同学，一面嘟嘟囔囔地背诵，一面紧张地观察交通状况，还要伺机看一眼手中的单词本。原来他们是惟恐浪费时间，利用途中的机会复习外语呢。
倘逢天清气朗，微风和煦，走读途中，偶遇三两同窗知己，结伴而行：谈经论道，妙语连珠，笑论时政，窥斑见豹，各抒己见，高谈阔论，实乃一幸事耳。
冬天可是要吃“苦”了。上世纪70年代，还没有出现“暖冬”，气温到零下20多度是经常的事，一尺厚的降雪一年里也要来几次，四五级西北风能把人吹得东倒西歪，走读可就是顶风前进甚至是顶风冒雪地前进。
那时候我家住在东单附近，离学校将近20余公里，正常的话无论是骑单车或乘公交车，也就1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我清楚记得那天鹅毛大雪下了一夜，凌晨五点钟我就起床去赶111路早班公交车，大雪尚未停止，雪花飞舞、漫天皆白，马路牙子和临街房屋的台阶都被雪掩埋了。人们摸索着，小心翼翼地两步一歪，三步一趔趄地向前走。好容易坐上公交车，不用再顶风冒雪地前进了，还来不及舒缓一下紧绷的、冻僵的神经，就听见“呀”的一声，坐在车前部的人齐声尖叫，又一个行人在公交车前面摔倒了，万幸的是公交车滑到人跟前止住了，没有出交通事故，真叫危险！那天交通仿佛被大雪冻结一样，转动失灵，人亦慢，车亦慢，一切都是慢节拍的运动。待我赶到学校，已经是上午9点多了，课快要结束了，我连忙找来同学的笔记，详细复习了当天的学习内容。若现在遇到同样的情况，也许年轻同学会说，天气不好就甭来了，不就一天的课吗！可那时候我们这一届的同学都持有这样信念：学习上不敢有点滴的松懈。大家相约：坚持学习，不落下一个人，共同毕业。
还记得在人大学习期间，体育教研室龚培山教授主持进行篮球裁判的培训学习，我和郄建伟、颜莹舫、胡智勇等同学在学习之余参加了学习。通过这次学习，增强我对篮球的理解，提高篮球裁判的知识，并通过了大学生篮协的二级篮球裁判员等级考试，参加过大学生联赛的裁判工作，印象中还曾到钢院、北京医学院担任过场上裁判员。用现在话说，就是CUBA裁判了，有意思吧。
四年的大学生活，每人都有深刻印象，无须赘述。学校和计统系、教研室的领导、教授和老师们为我们付出许多的心血，培养、教育我们成为一名具有一定社会专门知识的人才，我永远地感谢他们，感谢人民大学。
毕业以后，我多年在侨务系统工作，用学到的知识为侨胞、台胞和港澳同胞的生活现代化服务。
30年过去了，日前我又一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已经变得快认不出了，现代的高大建筑取代30年前底矮的校舍，环布校区。一群群更年轻的青年人，在校园跑着、跳着、喊着、唱着。校门口的石柱装饰的更加庄重、雄伟，迎面巨石上镌刻的“实事求是”的校训，经30年风雨冲刷，愈加醒目明艳。巨石下的几簇青青草，已经繁衍成为连片的草坪，没有高大粗壮，没有绚烂艳丽，然绿色草坪更显现出巨石的刚强、坚毅，更洋溢着微细羸弱青青草的旺盛生命力和对蓝色天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