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距离1978 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系 ( 全称为“经济信息管理系”) 学习已经过去 30 年了。虽然时光在丰富和淡化着人生记忆，也铭刻和抚平着年轮印痕，但是信息系给我印象最为隽永的却是它的扎实与进取。
加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系还真是有些偶然。1978年考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在北京密云县插队两年多了。由于多年一直喜欢组装无线电半导体，就像现在的 DIY发烧友一样，一心希望报考与电子电路有关的专业，并为此放弃了1977年的录取机会。就在即将准备去县城医院进行高考体检前的一天，我在田间听到了大队广播喇叭要我去队部接电话的通知，这个情节竟然和后来电影《手机》中的一个描述颇有些相象。电话是来自我的一个亲戚，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要成立信息系的消息。当时，“信息”是一个新名词，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其含义，不过他能够告诉我的是此专业和电子计算机有关。电子计算机可是新事物，又肯定与电有关了，这坚定了我在填报志愿时把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系的“经济信息管理”填到了第一志愿。虽然后来才知道电子电路、硬件软件、数据信息等个中差异，当时能够得知信息系成立的消息并及时报名，这看来算是一种缘分了。
在信息系的4年学习生活很是难忘。从图书馆楼教室中的孜孜求学之静，到下午课后活跃的排球足球之动；从连续几年北京市高考成绩计算机处理项目的投入与责任，到白颐路植树和昆明湖荡桨的汗水与笑声；从学生宿舍上下床铺中的转侧，到期待下课向目标食堂的急奔……许多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我对我们班风的最深体会是平实，这在当时造就了一种诚恳相待、珍惜学习的氛围，不乏与改革开放忧国忧民大环境的互动，但却少了许多浮躁。
我常想，我能够成为信息系的第一届本科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和高水平的课程。萨师煊老师的数据库课程及其严谨与逻辑、魏晴宇老师的离散数学课程及其深刻与睿智、魏权龄老师的运筹学课程及其视野与启发、龚德恩和王元老师的数学分析课程及其细致与凝练、陈禹老师的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及其诠释与前瞻等等，不少画面仍很新鲜。当时课程和专业设置的两个特点使我受益匪浅。一个特点是基础知识的扎实性，使得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数理训练和分析能力培养，再加上老师们出色的授课，为我们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种扎实性体现在知识结构的厚重、知识内容的 浓度以及知识传授的投入。另一个特点是学科领域方面的进取性，使得国内最早的经济信息管理专业能够跟踪国际学科发展动态，不断创新培养模式并开拓新的学科领域。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视野平台，也使我们熏陶了探索进取的精神。此外，系里通过组织一系列科研活动，例如北京市高考成绩计算机处理项目和301医院医务管理系统项目，使得我们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体味和实践扎实与进取的精神，在综合知识运用和独立科研能力的素质提升方面收获良多。
我同时也常常认为我能够成为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并于1982年留校工作是幸运的，因为这使我有了通过与一大批老师（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陈余年、江昭、朴顺玉、严守权、张道芳、张志益、刘书艺、张汝元、方美琪、王珊、吴民伟等老师）共事而向他们学习的机会。其间，我参与了离散数学和计算机算法分析设计等课程教学以及一些科研项目，从中取得了初步而宝贵的教学与研究经验。1985年我获得了国家教委公派赴欧洲留学的机会，在准备出国和在比利时鲁汶大学（K.U.Leuven）学习期间得到了信息系及其许多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今天，回顾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系学习和工作的7年，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信息系的培养和为我打下的基础，使得我一直喜欢信息（系统）这个专业，并且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广泛应用使得当代信息系统研究在技术和管理两个维度上均呈现出持续、迅猛发展之势头。特别是新兴电子商务背景下的移动性、虚拟性、个性化、极端数据、社会化等特征引出了许多新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学界和业界一方面密切关注着信息如何被表达和处理以及系统如何被开发和整合；另一方面也敏锐感测着信息技术如何被采纳和使用及其导致的对于个体和组织行为的影响。尽管不同的学术群体会分别侧重于技术、行为或经济学的视角来探索相关的理论和应用难题，采用不同的求解策略和方法路径，但是整个信息系统领域所包容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内涵则反映出显著的技术与管理并重的主流特点。此外，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教育界承载着的学术使命具有发现和创新普适规律、同时反映和提炼中国元素的意味。这也决定了学术追求在“世界—中国”、“全球—本土”背景下的分野与融合特征，并对专业定位和学科建设产生影响。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信息（系）学院经过30年的努力和一批批师生的贡献，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相信，广大信息学院的学生一定会受益于扎实和进取的宝贵精神积淀，在事业的广袤疆域里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