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年，是我们77、78级走进人民大学的30周年。用奥运纪年来叙述哲学系门内事，颇有些追根寻源的意味。看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一个最大的感觉是，我们在北京的5年，上世纪的1978年到1982年，那可是一个没有焰火、没有观礼、没有阅兵……的5年，虽然我们经历了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建国30年的大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还经历了后毛时代最大的一次与越南的国际局部战争，可以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初也是决定性的几年。同步经历和见证历史的重大兴替，是中国哲学五百年可遇不可求的风云际会。
翻开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当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那前后，正是一批大师级的哲学家辈出的年代，罗尔斯《正义论》1971年，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1981年，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1960，《科学时代的理性》198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必要的张力》1977年，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年，哈贝马斯《交往的理论》1981年，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1983年……；萨特1980年去世，巴黎万人空巷为他送葬。世界哲学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那五年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新的思维和话语的平台。
尽管当时人大的外部条件是那样艰苦，我曾经有首打油诗说“住在火柴盒里，吃在马拉松的终点……”，我们住在红一楼时，八个人一个房间，北京同学连这也没有，一律走读。住在东门的红一楼,吃在靠近西门的青锋机械厂食堂。当时虽然没有像当年抗大陕公一样坐马扎野外上课，但冬天在没有暖气只有煤炉的阅览室和教室上课自习还是经常的。校园更寒碜，当时连人大附中都比不了。第二炮兵司令部还占着校园的一半，进门有双岗，旁边还有铁丝网，同乡或外校的同学来人大，说果然是培养领导干部的中央第二党校，整得如此戒备森严。但是，这岂能难倒窑洞和战火里走出的人民大学！
大学首先在教与学、师与生。当时我们系的教授阵营豪华，许多回忆文章都提到了，但是系外的资源也同样豪华党史胡华、历史系彭明、人口所刘铮、法律系力康泰、杨大文、政经系高鸿业、外经所王湛、劳动经济研究室赵履宽、金融所杨培新、农经所严瑞珍。系内老师原理课肖明，伦理学许启贤，自然辩证法黄天授，马列原著陈先达、乐燕平、杨奂章、丁常春、刘炎（著名史学家戴逸的夫人）、秦锡禹……，毛泽东哲学思想肖前、李秀林，中国哲学史乔长禄、方立天，西方哲学史魏金声、苗力田，美学马奇，形式逻辑是当时的系副主任蒙古人方华和张兆梅老师。罗国杰给我们开过讲座，当时可能只有庞景仁、石峻、张立文、罗国杰等等少数几位名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专业选修课苗老师的课我就选了两门哲学专业外语原著选读（Modern Philosophy by Alfred Weber），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这是苗力田老师自己的译法，后来通译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另外还选了杨宪邦老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杨久宽等三位老师合开的辩证逻辑和李萌老师开的数理逻辑和普通心理学（北师大请来的一个女老师），刘放桐的现代西方哲学，还有李志逵老师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当时有个讲人才学的雷桢孝，讲科学学的赵洪州。这些老师在当时也可以算作国内的一时之选，很少有哲学系能够超过我们的老师。
老师们不仅阵容强大，而且十年浩劫沉淀积累了一肚子的话想对自己的学生说，那种热情和认真，真的是百年不遇的。记得王于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是人大建校历史以来最正规，最系统也是真正按照全日制大学严格培养的一届学生。因为陕北公学与抗日军政大学同样都是干部训练班，虽然陕公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抗大七分军事，三分政治，但是学制都远远没有达到全日制现代大学的本科的标准。这一传统延续到解放以后，凡是中央有较为重大的政治运动，都要抽调师生下放工作。有的师生一下去就是好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说到老师们教学的热情认真，比如我的毕业论文导师苗力田老师一人给我们上了三门课，还要兼作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导师。我们毕业实习是到颐和园做职业道德的调研，方立天是我们组的指导教师。作为人大哲学系的本科生，后来说起，让许多本系的研究生都艳羡不已。
说到人大的老师,苗力田、魏金声、李质明、许启贤、肖前、李秀林、丁常春、秦锡瑜、方华等等老师都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为人为学、道德文章必将长存于我们心中，并通过我们薪火相传。人大老师那种老八路的再权威也平易近人的作风，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得刚刚到校报到安顿下来，当天晚上方华老师就来到我们宿舍查铺，我下铺的老李从广州来，几乎没有带垫被，马上就说要加上，让系里解决棉花票和布票，当晚就从招待所借来了被褥。查到老布的铺，他说，一摸被褥我就知道你是蒙古人，接着问老家是那个盟的，答说：哲盟；方老师说，我还是你们的王爷呢！系领导如此，校领导也如此。据说郭影秋校长就是查铺回来摔坏了腿。
系里专业课的老师也是我们宿舍的常客，像乐燕平老师，李秀林老师等，一次李老师到小赵他们宿舍，大家都围坐在他周围有说有笑，气氛非常亲热。记得当时李秀林老师专注地听大家讲，香烟在手里已经灭掉了也不知道，记得我把当时的情景写了一篇广播稿，第二天就播了，可惜原稿没有保留下来。
我还想讲讲找苗老师做我的毕业论文导师的故事，也能窥见当时师生关系之一斑。本来我选题是“交互作用论”，可能系里认为是原理方面的问题，就指定了张懋泽老师指导我，按规定的时间我找了张老师，张老师说系里没有通知他，也说这方面他并不熟悉，拒绝了。系里说试试看李淮春老师，因为选他的人较多，也拒绝了。我自作主张给苗老师写了封信希望他能指导我。我上了苗老师三门课，苗老师的上课极有哲学思辨的魅力，从不看讲稿，讲台上只有一张张当日整理思路的台历活页。讲课时旁征博引，一会儿英文，德文、俄文，一会儿古希腊文、拉丁文，并且说，搞哲学最基础的还是英文，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哲学典籍无一没有英文的译作，但是仅此还很不够，德语是必不可少，而真正追根溯源一定要有希腊文拉丁文基础知识。2000年，参加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听英国来的一位女老师讲斯宾诺莎，我和苗老师的关门弟子韩东辉博士一起讲起苗老师讲斯宾诺莎，真的比英国老师讲得深刻而明了多了。上课时也时常请益，记得从图书馆借来一本英文原著——哲学伟人传（Biography of GreatPhilosophers）向苗师请教其中的问题，他翻了翻说，看看这类故事性强且简单易懂的传记比直接学哲学史好，我理解是对初学者来说的吧；他看我在书中把有问题的章节都折了起来，又耐心地批评道，大家都这样折书的页码的话，书很容易损坏。西方哲学史这门课考试，我的论文“康德的交互范畴与牛顿力学”苗老师给我一个难得的优秀成绩。这是我之所以写信给苗老师唯一的能说服自己的理由。但是自己一直觉得底气不足，非常惶恐，生怕老师再拒绝。结果没有几天，苗老师就约我到家里谈，面谈后答应了做我的毕业论文导师。
那时老师家因为校园大部分还没有收回，所以许多老师都住在红二楼、红三楼和林园。刚到学校时，就经常看见当时国家高级领导人乘坐的大红旗车停在简陋的教师宿舍外面。人大老师的客人该是什么样的级别和档次啊。可是我们也经常应邀到老师家里串门。刚才说到苗老师，此处不赘述。记得还有一次跟老广东一起去老师家串门，平时讲普通话节奏很慢很吃力的老李，跟在座的同乡老师讲起粤语，顿时神采飞扬，判若两人，滔滔不绝的“鸟语”听起来真的很有感染力，只是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另外，为了提高自己的学习英语的兴趣，我选了一门公共选修课——英语诗歌鉴赏，是桥梁学家茅以升的女儿茅于美老师主讲，后来研究校史发现她竟也是我现在工作的浙江大学——“东方剑桥”时期外语系的校友。我也曾经应邀到茅老师铁狮子胡同的家中去过，还记得谈的是我的本课的考察论文“萨莫斯的美酒与拜伦的长诗‘哀希腊’”。
师生关系的亲热融洽也被我们带到了自己工作的学校。一次，碰到自己的一个学生，现在是本校的同事，兼作班主任，在浙大学生食堂请班干部吃快餐，每周一次，学生跟她很有感情。谈起来她说是跟我们学的，说人大来的老师当时就是这样对他们的。现在大学扩招以后到处是“自动化养鸡场”一样的大学城，除了上课，很少见到老师，我真的很庆幸自己当时上人大遇到的一个个恩师。
我不仅感恩自己遇到的恩师，也感恩遇到阅历丰富的同学。他们不仅是文革十年浩劫积累下来的最杰出的精英，生活学术都有了很好的功底。我们宿舍开始时八个人，个个经历不凡，甚至工农兵职业都干过。一个转业军人，一个现役，所以我们宿舍内务最整洁，永远都是模范。老布小时候为蒙语版《小兵张嘎》配过音，陈科文是军师级文艺战士，参加过全军汇演；盛晓明做过越剧编剧，还获过奖；张玫更是出口成章，古诗有七步之才，但他根本就没有读过高中，照样高分进人大。姚新中更了得，摘了农经系五朵金花之一。老张和老李是我们屋的大哥，真正的老高三，真是无所不能。看《士兵突击》知道对新兵来说班长有多么重要，饮食起居举手投足每一个细节都受到训练和熏陶。我庆幸我遇到了一个个杰出而热心的“班长”，这也是同龄大学生极为羡慕的。记得从小地方刚来北京，那时没见过程控电话，我至今记得同学高佳手把手教我怎么拨打电话。
说起我们宿舍，故事太多，最记忆犹新就是一次次“会饮”，我们屋老布在部队做过司务长，每次点菜从来都既没有“不及”也不“过”，拿捏得恰到好处，充满“实践智慧”——这可是现在哲学界最时髦的词汇。不过也有一次例外，想想也很有意思。有一天我们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德国著名的话剧《屠夫》的演出预告，当时票子还没有现在这样紧张。临到开演前，在逛完西单、王府井、灯市东口的旧书店以后，我们一行五人才来买票。可是一掏口袋，现在某自治区的厅长大人、现在湖北省的三级警监、现在某大学的人文学院副院长以及现在的旅英著名学者和我，五个人居然全部共产才凑够五张票钱。
咱班其他同学也都是能人，记得那时组织的春游秋游周日游晴天游雪天游，只要能想出借口就游，当时北京的著名景点，近的骑车去，远的都能搞到大巴，我们几乎都跑遍了。且组织得极好，聂莉莉每次都能想出一些好点子，让大家乘兴而去，尽兴而归。比如与北大哲学系两个班的交往。本来陈立思大姐的老公老董就是北大哲学系的，彼此非常了解，也是我们哲学系78级的姊妹班。记得我当时按照聂莉莉的创意，每人选一件礼物并写点什么赠言。记得我买了一个当时相当时髦的肥皂盒，一块比肥皂盒略大的巧克力，包装忒洋气的那种，更好玩的是我的赠言：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但愿我们都能活着，祝你长寿！我思故我在，当时非常炫耀的用了苗老师刚刚教我们不久的拉丁文Cogito ergo sum, 还加上了绝对正宗的英文翻译 I think therefore I am.因为是抽签分发礼物，我不知道谁消受了我的礼物，尤其是自己都不舍得吃的巧克力，当然还有自己特别得意的赠言。
除此之外，当时绝对不可复制的大小环境都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烙印。经历过十年浩劫的我们，经历为了与二炮争校舍的罢课（那次，我们从长安街游行刚刚回到宿舍，就听到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称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学生运动，也许我们人大学生才真正得到了共产党血液里学运基因的嫡传）、80年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西单民主墙等等，那时，人大，让我们见了大世面，使我们不敢稍懈忘掉自己的使命。
可惜，百废待兴的中国太需要人才，那些像柏拉图所说的“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而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反而“拉着他离开哲学”。但留下来的许多同学都已经在哲学界崭露头角，我相信，如果来朝修史，编写当朝学案，在26史或27史儒林之中一定有人大77、78级的一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