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向朋友们透露，准备创作一本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文学的时候，他们的神色立马统统改变，并质问我：“写人大干什么？”“人大让人没法说清。别去自找麻烦。”

在去年那个闷热的夏季，这些问题就像藤蔓和杂草似的在我的脑际蔓延。

中国人民大学是什么？

她是新中国兴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她是新中国第一所人文社会科学大学，也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所始终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大学。

她被称为“共和国的嫡子”，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都曾来到她的校园，亲自为她的师生们作报告、讲学，规划她的办学方向。她的办学经费曾经达到教育部全部概算的五分之一。举全国之力办一所大学，这样的经历在新中国惟她独有。

她又是中国最多灾多难的大学，诞生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刚一出生就上了前线，组建不久却又横遭非议。她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破坏最严重的大学，曾经被判了“死刑”。九死一生的经历使她在并不算长的生涯中承受了太多的眼泪和辛酸。

她独树一帜，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传统和风格。她是新中国崛起最快的大学，也是“文革”后复兴最迅速的大学。她很早就有明确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特色，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风骨和态度。

然而，她又是最难实现身份自我认同的大学。斑驳的色彩、沧桑的经历，不断变幻的时代背景，使她在历史的烟尘中显得十分模糊和抽象，极大的反差和争议使她几乎让人很难迅速辨认，她似乎总在中心和边缘两个极端间徘徊。她给一些民间的大学排行机构出了一道最大的难题，关于她的排名一再引起舆论的争议。

她似乎是一个活跃分子，总能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看到她的身影。她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有关联，与中国许多最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有莫大的干系。毛泽东曾经描述她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外国政要说她是“能够将中国的问题说清楚”的地方。在她身上，可以发现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的众多迹象和意蕴。

她又好像一个持重的人，即使在举国最盲动、最癫狂的时候，也能发现她有一种特殊的从容。她对众多的社会纷扰似乎总是抱有一种谨慎的疑惑，很少能看见她“风来随风，雨来随雨”的赶潮态度。在社会时尚面前，她总是显得慢半拍，在土气的外表下甚至表现出保守而固执的气质。

她还是一所相当孤傲的大学。因为不肯附和强势人物，她曾经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因为不肯放弃自己的特色，她曾经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因为不愿意张扬和自我表白，她曾经几乎被公众所遗忘。而她依然故我，在寂寞中不惜承担众多的误读和曲解，我行我素。

世界上确实很难找寻这么一所奇妙的大学：她诞生之后，就在敌人的刺刀底下办学，战火中的出身曾经使她被教育学家们称为“奇迹”；她命名、组建之初，事先经过世界上两个最大共产党的领袖磋商，并以一个伟大国家及其人民的名字命名，这种传奇资历在世界教育史上从未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她由生到死，又起死回生，这样大起大落的办学经历，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中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她是可以清晰感知的实体：校园、学生和老师，亲切、质朴、随和。

她又是不可捉摸的虚拟时空：思想、思维、思路，风骨、风格、风采，都是那么难以把握和描述。

采访和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调查和推究的过程。既然人民大学的命运是如此的惊险和传奇，她的经历是如此的艰辛和困苦，是什么力量支持她一路风雨兼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信念一直在陪伴着她的寂寞旅途？换而言之，人民大学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

在良久的思索以后，再反复翻检自己的手稿，我发现，答案的全部也许就在她出生的那一刻。一位人民领袖为她写下了一段奇特的题词，那是一段极具预言色彩的话。而且，这位人民领袖还预言：因为有了这么一所大学，中国就不会亡。

70多年来，这所大学就是在这段题词规定的轨迹中运行。她以培育民族先锋为己任，所以她从来不敢有丝毫懈怠；她胸怀大志、富有远见，所以她很少去计较旅途中的磕磕绊绊；她不谋私利、以天下大义为重，自然也就不惧艰难险阻，更不在乎毁誉是非；她力求实效、行胜于言，自然不愿意出风头、图热闹，更不屑虚妄浮华的外表；她力求上进、自强不息、愈挫愈奋，质朴而坚定、坦诚而谦虚，自然不会有过多的世俗牵累和名利要求。

因为相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老生存格言，这所大学才能屡创奇迹，历经挫折而不倒。这样的经历和遭遇，没有一种精神支持，又如何可以想象？

英国近代的哲学家荷尔丹（LordHaldane）曾说过；“在大学里，一个民族的灵魂才反照出自己的真相。”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批大学巍屹在那里，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民族的品格才能如此明晰地显露出来。

（本文是《使命——中国人民大学的世纪传奇》一书的序言，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现为中央某新闻单位记者、编辑）

原文：大学一个民族的灵魂